代表性官僚制理论评述

代表性官僚制不仅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代表性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平等、社会稳定与开放程度。官僚代表性程度越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可能会更关注社会中下层的利益,社会结构就越可能趋向合理与稳定。西方关于代表性官僚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然而在中国,此方面的研究很少,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研究对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的理论发展脉络、主要研究内容、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追踪了其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贡献、复杂性与局限性;提出了代表性官僚制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研究的耦合性探讨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提出与蓬勃发展具有内在的促发因素及生成机理,我国与西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生背景、生成条件、对象群体,二者具有高度的耦合性。我国人大弱位、行政权一权独大与西方的立法权衰落、行政权扩张的背景相耦合;我国关注公务员的政治性、人民利益的官僚表达模式与西方突破政治行政二分、公共管理者的委托人角色担当相耦合;我国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女性等特殊群体与西方的少数种族、女性等特殊群体相耦合。西方的代表性官僚制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适用性,对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政治合法性,保护、惠顾弱势群体的权利、利益,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理路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研究是从内涵揭示入手,把内容框定在描述性代表和实质性代表的范围之内。为了寻求立论基础,学者们从行政权控制、弱势群体保护、政策制定与执行协同、工作创新与效率等方面夯实其研究的合法性根基。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从提出问题奠定研究基调为起点,经历了从传统的被动代表性状况研究、被动代表性导向和主动代表性的生成机理研究、主动代表性效度的验证研究,再拓展到主动代表性达成条件的研究。代表性官僚制的提出及深入探讨,其实质是学者们为解决代议制民主缺陷和困境而作出的尝试与努力。

民主行政的一种可行路径:代表性官僚制

作为对现代行政国家与代议制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冲尝试,代表性官僚制对民主行政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民主行政模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摒弃官僚制,而是对官僚制的反思与完善。代表性官僚制所赖以维持的主动代表与被动代表机制,对于贯彻落实民主行政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代表性官僚制

带有强烈的官僚专业化倾向、职务任期长、等级决策的现代行政国家应与代议制政府相协调。本文回顾代表性官僚制的起源与发展及与之相关的现有经验知识。我们先从与公职人员相关的代表性官僚制入手,然后探讨在公共行政中通过公共群体和利益集团在决策中的参与来促进代表制。

代表性官僚理论述评

本文对代表性官僚理论及其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现有的文献研究集中讨论四个方面,一是行政人员的消极代表性,二是消极代表性与积极代表性关系及经验研究,三是关于自由裁量权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代表性的影响;四是理论本身的意义与批判。最后,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代表性官僚理论对我国在理论研究和政府实践两个层面的启示。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局限及超越——基于地区-民族匹配视角下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考察

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地区情境中的民族代表性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间的关系,以检验并反思代表性官僚制在中国的应用与限度。研究发现,增加地区因素后,代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强度发生了变化,不同地区情景下的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仍然显著高于汉族民众。另外,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高于汉族地区民众。西方代表性官僚制对此现象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结果证实官僚代表性程度并非是衡量代表性官僚制的唯一标尺,这意味着代表性官僚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为此,构建了以官僚代表性程度与利益实现程度为标尺的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从而增强理论解释力。

性别效应、阶梯倒置与优势固化——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代表性官僚制研究

自代表性官僚制理论提出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检验,但在中国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潜力巨大。在新近一项引人关注的研究中,Zhang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对教师的性别代表性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启发性的探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引入新的数据和方法,在其基础上继续推进代表性官僚制在中国基础教育部门的适用性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教师的性别代表性在数学和英语两个科目上对女生的成绩变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机制既源于主动代表性也源于象征代表性,对男生则在全部科目上都不显著。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本文发现仅以学业成就而言,女生在初中阶段已经全面领先于男生,传统认知上的性别阶梯在基础教育部门发生倒置。同时,教师的性别代表性在女生这一优势群体中比例更高、效应更强,固化了倒置后的性别优势;而在处于弱势的男生群体中,则呈现出相反的模糊化态势。

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综述

公民参与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之一,一般通过代议制政体来实现,代表性官僚制是作为传统代议制整体的补充被提出来的。本文将对代表性官僚制的相关概念、产生和发展做一个研究综述,并对现行代表性官僚制研究的不足进行分析。

代表性官僚制:代表性与国家构建

代表性是代议制相关理论乃至政治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也是官僚制与民主间张力的焦点。作为对官僚制及相关理论的一种批判性反应,代表性官僚制被赋予修正官僚制所缺失的代表性特征的重要潜力。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代表性官僚制蕴含着消极代表性、积极代表性及象征代表性等潜能。这些不同代表性潜能的实现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特定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其现实效应则提示代表性官僚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可产生值得关注的影响。

性别因素在公务员录用和晋升中的影响——代表性官僚制理论视角下的分析

在公务员的录用和晋升中,女性是否受到平等的对待?如果没有,歧视性对待的来源又是什么?公共行政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一般从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视角进行。本文以实证资料为基础,从性别视角考察了江苏省公务员的社会代表性,发现性别因素对公务员录用和晋升都有着显著影响。录用中歧视性对待的来源既有政策性的也有非政策性的,晋升中歧视性对待的来源则主要是非政策性的。这一结论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基础和参考。

论代表性官僚制在日本的应用实践

代表性官僚制的主要功用在于调整公务员结构,促进公众利益和需求的满足。从消极、被动的代表性和积极的人事行政政策角度看,虽然日本近年来改进公务员代表性的政策卓有成效,但仍存在着学校出身、所学专业、国籍等层面的代表性问题。就日本女性公务员代表性问题来看,其地方公务员的代表性要好于国家,但是在领导干部层面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日本促进女性公务员代表性的举措主要从提高女性公务员录用和干部选拔比率,以及改善女性职业发展的职场管理和职场环境两方面进行,其政策出发点则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代表性官僚制中的性别平等:隔离障碍及影响因素

问题的提出:代表性官僚制与性别平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代表性官僚制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最初的研究包括金斯莱的《代表性官僚制》和莫歇尔的《民主与公共服务》。前者提出,如果公务员的结构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相契合,官僚代表各阶层的利益,那么就更有可能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后者则区分了官僚制的消极代表性和积极代表性之间的差别。

代表性官僚: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述评

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因其涉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资源向长期弱势的群体(例如少数族裔、女性)倾斜进而达到提升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成为公共行政学科理论前沿的重要课题之一。自1944年Donald Kingsley的《代表性官僚》成书以来,公共行政学界极大地推进了对该理论的研究,包括深入探讨官僚代表性与社会影响的因果机制,并通过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丰富的实证证据。本文深入地评述了代表性官僚理论的主要定义、概念与假设,并创新性地对近年来代表性官僚理论的新近研究成果按照三个模块进行系统的整理:被代表群体的社会或身份特征,被动性与主动性代表之间的转化和制约条件,以及检测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设计。与此同时,本文也对代表性官僚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

舌尖上的国际公共管理:语言作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性官僚制的特征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人们对区域和国际组织内的性别、民族或国家代表性越来越感兴趣。相比之下,语言作为表征的标准却很少被审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原因有二:(1)语言是重要的身份标记之一;(2)国际公共管理机构的语言制度可以独特地解决成员国和公民群体的代表性问题。本文探讨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语言代表性,并旨在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文章扩展了代表性官僚制理论对语言问题的适用性;其次,文章首次对西非知名区域性组织开展研究,扩大了代表性官僚制研究的范围。因此,本文为今后对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的研究开辟了途径。

乡镇党代表的代表性分析与思考——基于浙江的实践

借用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中的某些合理主张,结合对20个乡镇的调研发现,在被动代表性方面,乡镇党代表的构成没有同比例的体现党员的人口特征,并且普遍存在精英化的趋势;在主动代表性方面,乡镇党代表的主体意识总体缺乏,在代表行为的方向认知上存在一定偏差,代表责任性与社会地位没有正向关联,身份的一致性并没有完全促成回应的一致性,行动能力整体有待提高。未来需要立足乡镇场域实际,重点围绕参与来加强党代表的形式化民主训练,增量提升党代表的代表性,一方面通过改进选举技术的细节来逐步优化代表组成结构以改善党代表的被动代表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培育塑造责任型党代表来强化对选区利益的回应以增强党代表的主动代表性。

中国女性领导干部的晋升障碍与发展路径——基于对地厅级以上女性领导干部晋升规律的分析

女性职业晋升的障碍存在着“玻璃天花板”与“迷宫”的争论,而现实中的“迷宫”由哪些障碍构成其实与一国国情有关。中国的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3,但是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女干部的比例却不断降低。这一层层障碍导致女干部的纵向分布呈陡峭的“金字塔”形状。那些到达公共管理高层的女干部究竟克服了哪些困难?从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角度入手,通过对230名地厅级以上女干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1)中国的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过程须穿越层层“迷宫”;(2)中国式的“迷宫”具有不同特点,职业晋升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障碍;(3)在行政级别较低时需要防止“粘地板”效应,在行政级别较高时需要躲过行政部门性别隔离的“玻璃墙”,在到达行政级别的高层时需要避免配额政策的执行偏差。

台湾原住民族特考政策及其对大陆少数民族公务员招考的启示

目前大陆对少数民族公务员培养选拔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公务员的消极代表性。鲜见对其积极代表性的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台湾原住民族特考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特点，并以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为视角分析其成效与问题。然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目前大陆少数民族公务员培养选拔政策忽视少数民族公务员积极代表性的原因及其导致的问题，并在借鉴台湾原住民族特考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大陆少数民族公务员招考政策的建议。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公务员消极代表性和积极代表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完善少数民族公务员招考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公务员的积极代表性，需要定岗招录少数民族公务员，加大少数民族相关法律与传统文化知识的考试比重，加试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加强少数民族公务员的监督管理。

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地方领导性别的视角出发,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揭示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机理。作者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与城市主政领导背景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女性在本地担任领导职务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中并不显著。本文还检验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女性地方领导提高女性民众政治信任为主要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女性领导者在腐败治理领域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内在逻辑。

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基于我国地级主要官员的实证研究

地方主要官员的早期工作经历会影响其后续的行政行为。本研究基于2000—2015年全国地级行政区主要官员的相关资料,搜集了历年各地级行政区下辖区县主要官员的数据进行对应分析。基于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考察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上任前的工作经历与上任后下辖区县主要官员的特征,研究发现,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其下辖区县内出现女性县级主要官员的概率显著更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有地方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市委书记中更为显著,而中央国有企业的工作经历则不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此外,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的规定使得该负向效应减弱。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和女性下属官员任用的负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机制是,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使得官员更注重当地经济的数值式、粗放式增长,而女性官员往往更注重科教文卫等软性发展指标,两者之间政治注意力的张力是负向关系产生的基础。本研究为探究政治精英的行为模式及基层官僚代表性的制约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