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政治与代议政治的重叠: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观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既吸收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因此它体现和巩固了社会革命的逻辑。代表政治和代议政治的重叠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过程的核心内容,它在代表政治所维护的人民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代议政治所维护的公民利益,同时以代议政治所维护的公民利益的程度来检验和确认代表政治所维护的人民整体利益的真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过程蕴含着自身的政治原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整体力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构的基础上保障现代政治大一统。

自由的两个面相与作为权威的政治代表--卢梭与贡斯当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

自从汉娜·皮特金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专著《代表的概念》以来,"代表"(representation)作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巨大兴趣。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中,"代表"无疑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在皮特金之前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在今天,绝大多数关于"代表"的理论研究都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包括皮特金本人的著作在内。然而,政治场域中的"代表"实际上是超出民主政治之上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勾勒政治代表在自由权威之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本文回到民主政治尚未成为"显学"的近代早期,从卢梭和贡斯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展示"代表"在现代政治中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反思卢梭和贡斯当之间的争议如何在当代重现,并为我们在今天重新认识政治代表提供帮助。

派性政治的实践及治理——政治代表性视角

无论一元还是二元派性执政,派性政治都存在代表性问题。它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派性在竞选时宣称代表群众利益,另一方面,派性在上台后与大众渐行渐远。在代表性断裂条件下,社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加剧,村庄成为精英谋利的竞技场。民众重构代表制的努力,因派性的介入遭遇失败,村庄政治合法性被侵蚀。通过村级治理制度创新,能抑制派性谋利的空间,但要克服派性政治的代表性问题,还需构建更具代表性的体制机制。通过党委重视、部门联动来践行群众路线,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自身代表性,能弥补村级程序民主的代表性不足问题。

当代西方非选举型政治代表探析

由于缺少正式的选举程序,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非选举型政治代表曾被视为非民主政治代表,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驳斥:强调政治代表是否民主不能仅仅以代表产生的程序作为唯一标准,还应该考虑代表过程及代表结果。非选举型政治代表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它可以唤醒被代表者的参与意识,促进那些被正式代表忽略的群体利益,进而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过程的包容性,提升公共政策的回应性,重塑传统式的授权-问责的政治代表关系,弥补选举型民主政治代表的不足。因此,面对政治代表观的实践发展,亟需构建一套超越选举中心论的政治代表制理论。

党外代表人士安排: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代表性建构

广泛的政治代表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选举是民主的本质”逻辑形成了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性政治代表理论。程序性政治代表理论主要关注政治代表们是否经由正当程序而产生,而对政治代表的实体性问题重视不够,有可能导致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无法被有效代表甚至被排斥现象,从而造成代表性的限度。中国共产党基于党的性质宗旨,回应合作型政治理念和组织化政治整合需要,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通过中国特色“安排”机制,将党外代表人士吸纳进国家治理体系,将民主性与代表性、程序性与结果性相结合,使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政治代表性和包容性。党外代表人士安排作为超大型国家有效整合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自觉政治设计,已成为中国特色实体性政治代表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代表性是建立在民主性基础之上的,结果的合理性须以尊重法定程序为前提。党外代表人士安排实践要避免“行政化”倾向,更好地将“安排”的政治性与政治代表性所要求的民主授权性结合。党外代表人士安排展现了中国“安排型政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依据与价值,中国政治研究有必要深化对该议题的讨论。

智利政治代表性危机解析

智利的政治代表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党派认同度下降、选民对政治制度缺乏信任、投票率降低和社会抗议频发等四个方面。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中产阶层诉求得不到充分回应,是智利政治代表性危机的社会经济背景。宪法改革迟滞、主要政党代表功能不断弱化、选举制度缺乏政治包容性,是智利政治代表性危机的制度因素。在政治代表性危机背景下,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得到回应和满足,被迫进行制度外抗争,这正是2019年智利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和骚乱的主要原因。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更具回应性的政治制度是智利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代替型”政治到“代表型”政治——政治宽容之发生的写意分析

哲学方法可以分为写实和写意两种方法,本文从写意方法出发探讨了“代替型”政治与“代表型”政治的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权力运行机制以及二者与政治宽容的关系,并分析了从“代替型”政治到“代表型”政治转化过程中政治宽容产生的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复。

战后韩国驻华代表团的国际政治外交活动述考

战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遵照金九主席的指示,在中国官方的认可与支持下,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主要有:反对四强托管韩国、支持韩国国内独立复国斗争、上书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争取韩国临时政府应有历史地位等,有力地配合了韩国国内金九派领导的政治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战后韩国政治局势。研究该代表团战后在中国所进行的国际政治外交活动,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史和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代表性

文章从政治科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结构、制度安排、实际行为以及政治道德等方面,展示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与政治代表概念的转向

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主的实现几乎只能依靠用选举控制政治代表的代议民主模式,所以传统政治代表概念一直作为选举民主的附庸而存在。但是,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给传统政治代表概念带来了张力,其包括“非选举式公共权威的所有者”“公民代表”“自我赋权的行动者”及“无法言说者的代言人”四种类型。为应对这一挑战,政治代表理论家以建构性和一般性方式重构了政治代表的内涵,并用协商民主理论进一步改造了现代民主规范中单调的选举要素。如此使抛弃狭隘民主限定且不断展开的政治代表概念,既能获得逻辑上的自洽,又能在某种意义上满足现代政治价值对民主的规范要求。所以,政治代表概念的转向,实际上是一个从选举型代表独大,到容纳非选举型代表的过程。

甘地并非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兼论甘地的阶级属性问题

多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或者说甘地是印度民族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等等。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现略加论述。一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是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的公认领袖。但是。

建构一个新的范畴:政治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政治代表与被代表关系是私有制的特定产物，是与统治关系、管理关系和领导关系并存的第四种基本政治角色关系和政治范畴。这对关系的本质在于双方所独具的相互需要和由此形成的共同利益意志。双方围绕着国家权力的互补互助，是其合作的内容与基础。文章深入探讨了两者相互制约的五条准则：一致性、独立性、排他性、兼容性和扩张性，两者合作方式的三个特征：一体化、盟约性和帮派性，为深入研究政治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南茜·弗雷泽的政治代表权正义理论及启示——以女性主义为视点

弗雷泽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视域中通过对女性遭受的性别不公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将代表权引入正义的领域,赋予代表权以成员资格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内涵,在“元”层面上探讨了正义的主体、实质和程序问题,企图突破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建立全球性民主制度,从而形成了其原创性的正义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而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弗雷泽又强调政治代表权、政治决策中的性别平等,这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谋求政治解放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

政治联系是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普遍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审计师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据民营上市公司2004至2007年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等不同的政治联系类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能否有助于民营上市公司打破行业壁垒?

本文搜集了2004～2008年期间中国资本市场"纯"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政治联系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壁垒,进入管制行业。本文采取两类、三种方法度量政治联系,并明确将政治联系的类型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本文研究发现,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与进入管制行业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划分政治联系类型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越强,越可能进入管制行业,但关键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进入管制行业无显著的相关性;民营上市公司的业务越多元化,越可能进入管制行业。作为附加检验,本文亦发现,进入管制行业的确促使了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

选择公益性捐赠视角,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数据。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两类,在虚拟变量法的基础上拓宽了政治联系的度量方法,进行适当的赋值,并同时采纳"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方式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金额存在显著的、正向的影响,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其捐赠金额无显著影响;此外,"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的统计显著性虽然一致,但是经济显著性却存在差异,赋值法能够更好地勾勒不同的政治联系层级对捐赠金额的影响,且拟合较优。

政治联系、最终控制人、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基于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经验证据

手工搜集了2004-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上市公司关键高管(董事长、总经理)政治联系的经验数据,并明确划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等因素对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但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无显著的相关性。在低制度环境组下,银行借款和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在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均显著正相关,但在中央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仅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

政治联系类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搜集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联系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数据,明确区分了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政治联系是否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结果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抑制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且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层级越高,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作用越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占用正相关,但不显著。

国家取向代表观:基于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的理论建构

由于代表的现象和活动遍及现代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现代政治也被视为代表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历史进程对国家整合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使基于国家取向代表观的代表政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系统探讨和回答“什么是国家取向代表观,中国是如何践行的”这一学理问题,可基于代表政治理论视角,以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人大工作实践为依托,进一步对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所涵盖的框架内容进行理论建构。这不仅包括如何推进党的政策落实和法治政府建设,而且还包括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提供支持以及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一些地方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中的创新经验,以及调研发现的规范不统一和政策执行片面化等问题,就如何实现由传统代表观向国家取向代表观的转型及其制度化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