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负面事理立场表达研究

“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负面事理立场表达是指说话人根据百科知识、规约性认知,认为具有某种身份特征的人与某些行为、情状等匹配关系不具有合理性,并且对这种不合理性感到不认可、不满甚至气愤时表达的立场。“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负面事理立场表达在语境中表现出具有回应位置偏好和回应语境偏好。在话语功能方面,其负面事理立场功能在语境中有四种表现:“质疑”“反驳”“指责”“拒绝”。“质疑”是典型表现,反映出“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负面事理立场表达的主要目的通常并不是改正对方的言行或观点,而是宣泄否定性情感。四种表现具有语境偏好。在交际动因方面,四种表现的差异性源于会话参与者平等关系中亲近关系的限定,说话人选用“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表达负面事理立场源于交际的明示性。

河北孟村方言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与普通话的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相比,孟村方言的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有自己的特色。表全指时,孟村方言采用三种方式:直接用疑问代词、疑问代词重叠和加不定性标记“任”。它们与表示无条件意义的连词(称为前项关联词)、副词“都”和“也”(称为后项关联词)共现情况不一样:第一种表达方式能构成A、B、C三种句式,第二、三种方式能构成C、D两种句式。第二、三种方式限于“谁”“哪”“嘛(儿)”三个单音节疑问代词,组合能力受限。表借指时,孟村方言“总=么”出现在列举项之前,总括所有的同类项。表虚指和独用的“总=么着”“总=着”有一些用法是普通话所没有的,“总=么着”表示用于指称当前的某种情状,强调该情状符合自己的预期。

阿Q精神胜利法的表里逻辑——从“我”“我们”等人称代词说起

《阿Q正传》里存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倒置、单数和复数的转换使用等现象,据此我们可开展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表里逻辑的探究。赵太爷对“我”的强调,未庄闲人们处于“我们”这一群体中的自我意识的缺失,阿Q对“先前阔”的“我们”的幻想,以及对更弱的另一个“我”的欺凌,恰好构成等级制度中由强到弱的层级。精神胜利法是弱者在现实中无力反抗而在心里撕开的一道喘息的口子,却又反过来维护着恃强凌弱、层层压迫的统治逻辑。

论真实指代词

真实指代词的恰当使用需要辅以施动者的指示动作。虽然有助于说明语句认知意义的差异,但指示本身呈现对象的方式(即弗雷格式指示涵义)却不是真实指代词所表达的内容。它发挥的作用是在使用语境固定真实指代词所表达的内容。这一功用也可通过将真实指代词转变为dthat短语顺利实现。作为纯粹索引词,dthat短语能够更直白地揭示指示涵义是在近似于特征的维度发挥认知性作用,并用以构造、说明有力的先验偶然性和后验必然性案例。不过,无论本体地抑或认知地,固定真实指代词特定使用所表达的内容都尚需诉诸指导指示的意向;后者总是试图以为听众或对话者分享的方式支配或影响指示涵义,否则就会出现功能失常,不能妥当地固定真实指代词所指。

湖南浏阳(沙市)方言的疑问代词

湖南浏阳境内有三种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浏阳(沙市)方言归属赣语大通片。在沙市方言中,疑问代词包含问人、问事物与类别、问时间、问处所、问数量、问程度等10个类别,意义有所区分,不同语义类别的疑问代词充当的句法功能不同,同一语义类别的疑问代词之间也有差异。除了疑问用法外,疑问代词还有反问、任指、虚指等非疑问用法。基于历时与共时比较,文章推测疑问代词后缀“咧”可能来源于表“方位处所”义的“里”,疑问代词“么”来源于“物”,“害”“喊”来源于古汉语疑问词“何”,分别是“何一”和“何样”的合音。

连城姑田方言的复指代词“伊”

对连城姑田方言的“伊”字句的结构类型、使用条件进行考察,并从祈使句类、非祈使句类以及较为特殊的无宾语的“伊”字句角度分析“伊”的性质与功用。“伊”由于语义上的羡余,指代意义大为弱化,其在“伊”字句中的作用总体上相当于句末语气词,且在无宾语条件下增加了表达主观情感、转移焦点、礼貌调节等功能。姑田话“伊”字句的适用范围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类型学上的意义。

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对比--以《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为例

聚焦于中国古典名著《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从第一人称代词之省略、第一人称代词之翻译、第一人称代词之“礼”等方面探讨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论语》的原文和现代日语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数量相差不大,这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中都有大量的第一人称代词省略的现象有关;在第一人称代词翻译的过程中,对某个古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现代日语译词的选择并不固定,且存在诸多增译和减译的情况;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都十分重视“礼”,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不同种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应运而生。

上林西燕壮语第三人称代词研究

上林西燕壮语第三人称代词有两种类型,分别指人和物,并各有多种形式。指人的第三人称代词中,单数形式有ʔduːi⁵、ʔai¹、kwaːn¹、ta⁶、ʔbɯk⁷、pa²6种,使用情况受性别、年龄等条件限制;复数形式ti¹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不分性别。指物的第三人称代词中,tu²、kai⁵分别指动物、物件。ti¹源于指示代词,其余人称代词源于分类词。第三人称代词可作主、宾、定语。只有指人的7种形式能出现在“中心词+表领属结构的结构助词tu⁴+第三人称代词”的结构中。

复数分裂与人称代词复数的类型

赣语宜春话中能用在人称代词后的复数标记有“俚”和“几个”两个,二者有一系列语义差异且共现时只有“代词+俚+几个”的语序。考察后发现,“俚”的语义是“最大化算子”,作用于语境中符合描述的最大个体,构成有定的复数个体。“几个”是“群体算子”,作用是将有定的复数个体再次“打包”成一个整体。在复数分裂理论下,“俚”和“几个”代表了复数标记两种新的不同类型,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统称代词的多重语法化——基于吴语历史文献与共时方言“大家”的考察

统称代词在多数汉语方言中往往功能单一,但吴语的统称代词“大家”发展出多种功能,本文据此探讨统称代词的多重语法化问题。考察苏州、上海、宁波、金华、温州等地的历史文献及共时表现可知,“大家”具有统称代词、协同副词、相互副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等多种功能。本文认为,吴语“大家”存在两大类语法化路径:第一类是“统称代词>协同副词>相互副词”和“统称代词>协同副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另一类是统称代词发展出人称代词复数标记。

沁水县城东柿庄方言的指示代词研究

沁水县城东柿庄方言的指示代词为“这/那”二分系统,可以指代人、物、处所、方位、时间、数量、方式和程度,在构词特征上往往通过增加后缀成分来表示不同的语法功能。在柿庄方言中还存在指示代词叠置的现象,其形式为“这_(1)个这_(2)”“那_(1)个那_(2)”。

滨州方言中指代词“乜[ȵiə31]”

滨州方言指示代词为三分系统,存在近指、中指、远指三类指示代词。本文将滨州方言三个指示代词“这”、“那”和“乜”放于一起对比讨论,突出滨州方言指示代词“乜”的基本用法和句法功能。并进一步从语法化角度探讨了滨州方言指示代词“那/乜”作定语标记时的用法。

疑问代词“什么”和“哪里”的否定意义对比研究

除表疑问、指代外,汉语中疑问代词也包含非疑问意义,如指称、否定、惊异等。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本文从形式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别描写现代汉语疑问代词“什么”和“哪里”的否定用法的句法语义特征,来对比二者表达否定意义时的区别,以期对汉语疑问代词否定意义的探究及对“什么”和“哪里”的对比研究有所贡献。研究发现:句法位置层面,表否定意义时,“什么”的位置更灵活、否定对象更丰富,而“哪里”的句法位置更高;语义特征层面,“什么”在某些语境中有谴责、劝慰等“哪里”不具备的语义和感情色彩,且二者的否定意义随疑问本义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此外,单独使用以表否定意义时,“哪里”的形式比“什么”更丰富。

苗瑶语人称代词的“数”范畴

苗瑶语人称代词‚数‛范畴至少区分单、复数,苗语支部分语言有双数,但未必所有人称都有,这符合蕴含共性规律,湘西、黔东苗语的双数还受韵律因素的制约。‚数‛范畴的标记手段有异根法、内部屈折法和附加法,三者分别最多见于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内部屈折法可归为部分异根法(partialsuppletion),前两者都属词汇性手段,后者为形态性手段。苗语支语言‚数‛标记词汇性手段占优势,形态性手段也有所发展。瑶语支语言‚数‛标记词汇性和形态性手段兼备,何种手段占优势因方言土语而异。

山西柳林方言指示代词研究

柳林方言中的指示代词常以“这”及其变读、“那”及其变读、“兀”及其变读形式出现,分别用来表示近指、远指、更远指。指代对象不同,其表现形式和用法也随之变化。柳林方言中指示代词存在连用现象,前词重在指示,后词重在替代。指示代词连用以后,句子的意义没有变化,只是在语气上具有了强调意味。

论W.H.奥登诗歌实践中的非人称代词

在现代主义语言审美框架下,W.H.奥登诗歌实践中非人称代词的理论和实际应用,特别是在其《美术馆》一诗中对人称代词与其所指代之词汇的距离处理,显示了如何巧妙地在语言结构上构建断裂感,从而影响和塑造整个诗歌的语境连续性。从形式主义视角出发,代词在奥登的诗歌创作中不仅是语言的工具,更是与其主题、形式之间复杂互动的载体。进一步的对比分析显示,奥登的非人称代词概念在诗歌实践中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它对现代主义语言审美思想的有意识追求和深化表达。此研究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和欣赏奥登的诗歌文学,更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审美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

山东东明方言人称代词研究

该文以山东东明城关片方言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东明方言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调查分析可知,东明方言人称代词的使用存在独特性。东明方言三身代词“俺”“恁”“咱”有许多沿袭近代汉语的用法。三身代词使用了三种复数表示法,即同字法、换字法和增标法。同字法即“俺”和“恁”既可以用于单数,也可以用于复数。换字法即用“咱”表示第一人称复数。增标法,即增添合音词和数量短语。发现在增标法中,增添的复数标记“班儿”应该是和“帮儿”在音节儿化时合流成一个音“班儿”,且在东明方言中“帮儿”已经消失了。这些发现对理解东明方言人称代词的语言特点和语用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语料库的散文人称代词英译显化现象分析——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四部为例

人称代词显化一直是翻译共性假设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运用语料库方法,以张培基《英译现代散文选》一至四部中的中文散文及其英译文为语料,自建两个可比单语语料库,研究中国近现代散文英译中的人称代词显化现象,并从语法、散文文体和译者三个方面解释英译散文中人称代词显化的差异原因,为翻译共性假设讨论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利川方言的代词系统

利川市为湖北省县级市,本文主要以利川方言代词作为调查对象,对利川方言的代词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究。

英汉口译中人称代词的转换——以20年总理记者会为例

作为讲者和听众之间的协调者,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对人称代词的选择和使用十分讲究,其直接指示了交际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职业口译规范来讲,译员被要求以第一人称产出译语,沿用源语中的人称代词,保持原有视角和立场,直接代表讲者发言。但在特定情况下,译员也会违背“规范”,使用同源语不同的人称代词(Shifts of personalPronouns)。本篇文章以2020年总理记者会现场口译为语料,整理其中译员修改人称代词的例子,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该现象出现的四个主要原因:表明立场与身份;拉近交际参与者距离;调整句子语序与结构;补充、明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