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合力: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新趋势

现代性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遭遇现代性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危机,表现为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家庭发展目标的增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利推进家庭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代际合力为主要形式的人力动员模式成为农民家庭的优先选择;虽然代际合力有助于推进农民家庭再生产,但其建立于两代人“自我开发”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和村社伦理为这种“自我开发”提供支撑。代际合力的提出不仅把家庭研究纳入到“微观—宏观”互动的视野中,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代际交换模式”,为理解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

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

"代际合力"成为理解目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机会的一种中观路径。在鄂西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打工潮兴起后,女性资源大量外流,全国婚姻市场逐步取代传统通婚圈,婚配标准由伦理转为市场导向,婚姻资源的商品化色彩浓厚,这与鄂西原子化地区松散型代际关系形成错位,进一步挤压本地男性的婚配机会;同时,自由恋爱取代媒介相亲而成为婚姻缔结的主导模式,追求情感体验式婚姻,对男性自身条件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换言之,对于地处婚姻市场洼地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而言,成功婚配需要家庭的物质积累与男性自身的综合素质,因而"代际合力"成为农村男性婚配机会的核心要素,合力的强弱程度构成了这一群体内部不同的婚配梯度。

代际合力、城乡联动与“半城市化”路径——基于浙东H村农民进城过程的考察

基于浙东H村的调研经验,农民进城的动力来源于村庄竞争、教育跃升期望及家庭现代转型的结构压力,其进城成本分担呈现出以代际合力为基础的“联合式”机制,这与西方主流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形成悖论。但农民进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代际合力仅能提升农民家庭的初次进城能力,真正实现“体面进城”并融入城市社会体系还需进一步依赖“城乡联动”,保持进城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经济与制度关联,保障农民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弹性空间与选择权。因此,长远来看,农民“半城市化”形态将在一定时期长期存在,其本质是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以陕西西安冯村为例

在追求美好生活,进行消费升级过程中,青年群体消费出现新的特征。引入家庭分析视角,对农村青年消费转型现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中两代青年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当下青年一代消费结构以享受型和发展型为主,消费导向则为享受当下,意外余钱。农村青年消费转型源于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城市化转向,是家庭成员在此目标下的策略调适,“一家两制”的家庭权力结构与生活方式为青年转型的消费实践提供权力空间和物质基础,但以青年消费转型为表征的子代家庭城市化再生产也极易导致农民家庭陷入再生产危机。为此,需要正视青年消费现象,重塑家庭价值与伦理,发挥消费转型的正向作用。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共同定义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半工半耕"的强度、代际合力的强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共同塑造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实践形态,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三种理想形态。基于此,农村家庭政策需着眼于农民家庭形态差异,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策略,这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回应农民家庭生活需要、实现家庭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基础。

伦理为表,经济为里:农村祖父母的隔代抚养驱动力

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中老年祖父母隔代抚养孙辈的现象在农村日趋普遍。然而关于祖父母隔代抚养动因的研究却相对有限。基于田野观察和四十八份访谈资料,本研究阐明了农村祖父母的隔代抚养动机是“伦理为表,经济为里”。在伦理因素的包装下,农村祖父母隔代抚养的实质动机是多代直系家庭的经济发展和家庭城镇化目标,而这一经济动机通过与伦理动机挂钩的方式获得其应然和必然性。遵循“经济为里”的运行逻辑,农村隔代抚养呈现“大家庭小个人”的特性,祖父母和孙辈的生活质量与个人幸福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亦被极大压制。

双重挤压、非积累型家计模式与少数民族男性未婚人口——基于黔东南B乡侗寨的考察

少数民族地区光棍的产生有其独特机制。以黔东南B乡侗寨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族群认同、高密度亲缘"拉力"与传统婚姻规范共同形塑女性"逆外流化",既成为强化本地通婚圈的力量,但也造成本地通婚圈内婚姻资源供需错位,婚姻"寻觅"被迫走向全国婚姻市场。悖论在于,在非积累型家计模式下,本地男性的家庭积累能力难以支付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女性"要价",且男性个体教育水平、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条件较差,难以与其他地区的男性竞争。在这种弱竞争力下,少数民族地区男性既无法从全国婚姻市场上获得婚配机会,又难以在本地通婚圈内获得充沛的婚姻资源,其婚配几率受到双重结构挤压,因而光棍产生具有结构必然性。缓解光棍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关键在于教育水平提升、破除婚姻禁忌及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婚姻竞争力。

村庄地位竞争、进城策略与青年“啃老”常态化

农村"啃老"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学界多聚焦于消极的一面,忽视了其积极的功能与意义,缺乏对"啃老"常态化的理解。基于在苏南C镇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啃老"表现为一种具有发展性的积极意义,是实现家庭地位竞争的策略行动。父辈受"家庭"认同观念转变、村庄话语体系变革以及人生价值和意义实现等因素的影响,以既有情感又有理性的复杂心态积极主动融入子代家庭中,在一个"家"的范围内,将"啃老"逐渐合理化。

新生代农民的家庭经营及其发展的路径分化研究——基于豫中两村的经验调查

新生代农民的家庭发展转型是一个通过变革生计方式、进行家庭政治来经营孩子、资产和感情的过程。除了父代责任,子代如何经营也是影响家庭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当前家庭的主导性力量,新生代农民以投资本位还是以生活本位来经营家庭,形塑了资本转化和消费升级两种不同的家庭经营模式。在子代经营模式和父代能力的影响下,代际合力出现了配合型、自立型、替代型和失能型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城市融入、代际接力、隐性贫困和弱势累积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甚至出现家庭发展的两极分化。子代经营模式的引入,能够帮助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家庭发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不稳定性,进一步丰富已有研究。

缩小城乡差距的土地整理——以上海远郊农村的土地整理状况为例

大都市郊区的土地整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研究表明,土地整理是工商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大都市以充足的地方财政做支撑大规模推动远郊农村的土地整理。远郊农村受制于边缘区位的影响,三代人努力工作也难以体面的进城,城乡之间存在多重难以弥合的差距。政府推动的土地整理恰好可以弥补上述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土地整理的社会功能因此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