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支付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3年CHARLS全国跟踪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对子女代际支付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新农保会减少较低收入子女的现金支付,增加较高收入子女的实物支付。总体上看,新农保对子女的现金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实物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新农保对子女总支付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明显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福利。研究结论表明,以国家公共支付为核心的社会养老与以代际支付为核心的家庭养老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孝道伦理、代际支付与中国经济增长

宗教伦理通过经济制度影响经济绩效。孝道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基本道德,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促使国内外学者开始寻找儒家孝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孝道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核心并影响相关制度安排。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促进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及造就现代东亚。孝道伦理的经济价值是秩序理性和代际转移支付。合理的代际转移支付可以防止债务刚性增长,避免社会福利陷阱;促进消费代际平滑;有利于促进中国式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水平供给,从而利好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两代亲疏程度与个人代际向上净支付

基于2013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向上和向下代际财富转移的特点以及向上净支付的发生概况,解释了"反哺"和"啃老"现象的发生;利用因子提取构建出衡量两代亲疏关系的变量,引入自然、社会、家庭来表征五类属性的控制变量,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探究了亲疏程度与个人代际向上净支付的定性和定量关系。研究发现,亲代因子和隔代因子都能明显促进个人向上净支付的发生,且亲代因子的贡献程度更大;属性控制变量对个人向上净支付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为家庭养老和公共社会养老的一些现实现象提供了解释。

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的影响

长期护理保险的家庭代际资源分配效应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数据库(CLIP)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和事件研究法检验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实施带来了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家庭代际向上转移支付没有明显变化;长期护理保险通过改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从而增加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支付,且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支付是由失能老人的利他动机驱动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实施使参保家庭的经济资源增长。上述结果揭示出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及优化家庭收入分配结构的必要性。

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与贫困脆弱性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4年、2006年、2009年三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私人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代际间向上流动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呈现增长态势,私人转移支付比例为30%左右;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无论将贫困线定在何处,私人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基本没有影响。

养老还是“啃老”？--基于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研究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子女,尤其是男孩,应该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养儿防老"的观念降低了老年人退休后的就业意愿,子女越多,父母再就业意愿越低。然而随着城市地区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为了减轻后代的赡养和生活负担,选择了退休后再就业。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7年数据,对不同家庭结构的适龄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养儿防老"现象虽然存在,但是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和就业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和父母对子女的净转移支付也正相关。

内生的家庭养老:赡养行为作为规范的演化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可以视为一种代际转移支付。代际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如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的政策效果和福利效应可能会因子女对父母赡养动机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赡养动机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现有对赡养动机的研究一般会将其分为两类:利他主义动机和交换动机。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可能的动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由内生的非正式制度(或称为惯例)所驱动。本文建立了一个Agent-based模型,将赡养行为视为一种内生的制度,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和演化。模型成功地在有限理性的群体中演化出了稳定的赡养行为,并且利用仿真数据探讨内生的稳态赡养支出和时间偏好、生育率及育儿成本之间关系,并推断出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