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我国当前出现的各种二代现象主要是由代际收入传递引起的,代际收入传递有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三种作用机制,并且这三种资本之间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代际收入传递。代际收入传递会造成子女一代竞争起点的不平等,不利于阶层流动与橄榄型社会的构建。为了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应当降低财富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作用,减少这两种资本的结合及其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加强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流动作用。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的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代际收入传递高峰。中等收入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型特征。城镇代际收入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的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传递——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传递的机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在教育的基础上纳入健康因素,更完善地考虑人力资本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并与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的影响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表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度达到13.6%,而行业、职业和单位性质等社会资本贡献度为11.8%。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加大对女性和新生儿关怀,以及完善就业市场等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的因果机制研究

准确了解代际收入传递机制是理解机会公平与制定有效政策的必要条件。该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父子单年收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父代收入及其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因果作用进行识别。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代际收入弹性主要是由父代收入本身所导致的,父代对子代的投资是代际收入传递主要的因果机制。此外,我们还估计出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大于0.339,而其真实值可能在0.6左右。父代收入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显著作用意味着均化父代投资将有利于提高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代际收入传递性是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4左右,换言之,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仍然很低。父母收入影响成年孩子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和父母个性特征三个渠道进行传导。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公共教育政策。

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家庭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代际收入传递。(2)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在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更强。(3)政府卫生支出通过影响子代健康作用于收入,进而缓解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健康代际向下流动的遏制。因此应增加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优化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有效发挥政府卫生支出改善代际收入传递的积极作用。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机制——基于2008年天津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二代"现象愈演愈烈表明了我国社会各阶层日趋固化。刻画这种社会固化的重要工具就是代际收入传递。已有大量文献估计了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但以往研究并没有分析父辈收入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子辈收入,因而也就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利用2008年的天津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以分析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传导途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修正了Blanden等(2007)的错误,进而发展出了新的分解方法,并利用新方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是父辈收入作用于子辈收入的主要传导途径。父辈收入也可通过影响子女的所有制、行业和职业等就业特征进而作用于子辈收入,但就业特征这一传导途径的作用幅度要远低于教育。此外,相当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弹性无法由教育与就业特征等传导途径得到解释,父母的能力遗传与社会关系等不可观测因素对子女收入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居民金融性资产收入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CHIPS、CGSS及CHNS等数据,量化了金融性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代际传递性贡献,并结合实际对分析金融性资产及收入对我国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整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城镇居民的收入代际传递性远高于农村,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代际传递性远高于低收入居民;包含房产的金融性资产对居民收入代际传递具有明显影响,可解释比例高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房产房贷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部门分割视角下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

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基于分位回归方法,考察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低于国有部门,但呈缓慢上升趋势;国有部门收入顶层的代际固化现象明显改善,两个部门收入底层的流动性却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通过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部门的流动质量更高,子辈更易实现收入向上的流动。

基于收入代际传递视角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研究

收入代际传递会使子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辈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从而引致财富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收入代际传递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杭州市作为典型案例城市调查样本,进行子辈、父辈收入的双对数回归分析,证实浙江存在收入代际传递的现象。以此为切入点,从家庭财富代际倾向传递、贫困代际化倾向、收入代际传递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城乡差异四个角度对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的方向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一体三极"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体系,以期为完善浙江省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和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农村居民代际低收入传递机制及教育阻断策略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的是社会公平与机会平等。农村低收入群体由于家庭经济资本薄弱、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受社会资本和贫困文化限制,导致其子代机会与能力双重缺失,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低收入传递特征。教育具有补偿性和发展性效能,有助于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消除精神贫困。建议充分发挥教育阻断农村居民代际低收入传递的价值,完善公共教育政策,优化职业教育供给,引导低收入家庭转变教育投资观念,从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

社会分层与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研究

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农村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性别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有:在农村地区女儿要获得更高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即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儿子则更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将农村父母收入分开进行弹性估计可以发现,对儿子而言,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其收入影响高于母亲,女儿则更多取决于母亲的收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结果显示,教育对提高农村低收入阶层家庭女儿流动性的作用要高于儿子。由此可见,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流动性,需将性别因素纳入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

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区域比较研究

考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贡献大小,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的数据,采用Eriksson"条件收入弹性"中间变量法考察了东、中、西部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父子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差,东部和中部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皆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东、中、西部的职业因素贡献率都处在较高水平,这表明中国市场分割特征依然很突出。

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对人口流动和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计算与分析,并且考察了代际收入传递的路径。通过研究,结果表明:(1)目前,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收入代际传递现象比较突出,人口流动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2)通过代际职业传递以及代际教育传递,这两种形式在中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中占据主要的地位。

国内城乡居民低收入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研究进展

当前,我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当前巩固脱贫攻坚重大成果的必要举措,低收入的代际传递问题便是贫困代际传递问题重要的表征。本文通过总结相关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从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内涵及现状,影响因素,及阻断机制进行简要梳理。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家庭因素、地理位置等对城乡低收入代际传递均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发挥主体作用以完善相关体系政策;确立教育核心地位;促进脱贫群体秉持积极心态使其树立人生目标;激发其创业就业能力等以保障胜利成果永续,维系当前美好脱贫环境。文章分析当前研究成果,为今后研究该方向作者提供切入点,并对以后对于城乡居民的低收入代际传递相关主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爱陵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罟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收入代际传递机制的权力范式解析

由于资源形成权力,而代际传递实际上是资源的传递,资源禀赋不同,则权力禀赋不同,尤其是代际权力不同,以致代际传递能力不同,最终导致收入代际传递结果不同。"代际权力",即由于资源的代际传递,在利益竞争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他人的影响力、控制力或讨价还价能力。资源代际传递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父代资源多寡决定子代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形成子代资源禀赋差异的恶性循环。依此逻辑打开收入代际传递的"黑箱",表明政府应利用行政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使个人成就更多取决于自身努力,从而实现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

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及影响机制——基于不同队列的分析

利用CHIP1995-2018年的数据,在相对贫困标准下,考察了我国农村不同队列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水平,并进一步利用Bowles-Gintis分解法探讨了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1971-1995年出生的各个队列,若父代为相对贫困群体,其子代为相对贫困的概率在不断下降;若父代为非相对贫困群体,其子代为相对贫困的概率依然呈现出下降趋势。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的分解结果显示,教育因素的作用最为重要,健康因素次之,职业因素的贡献率最低。对于1980后出生队列,教育因素的作用更是尤为重要。但是,相对贫困与非相对贫困群体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分解结果显示,教育的作用更多是帮助非相对贫困群体阻断其子代返贫,而对于相对贫困群体,教育的作用并不显著。

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收益的观察

本文使用2002年CHIP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对子女大学收益率的影响。基于教育收益存在异质性的假设,本文通过Roy模型对子女的能力偏差进行了纠正,并计算出每个子女潜在的大学毕业收入和高中毕业收入,以及因人而异的大学收益率。本文观察到子女的大学收益以及收益率受到家庭收入和背景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益和收益率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这种低收益率的原因;低收益率对助学贷款政策效率和可持续性的不利影响,以及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收益率的必要性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