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消费不平等:阶层化视角下子女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CSS2015的数据,分析了影响子女教育支出的主客观因素,以及子女教育支出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父母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支出越多。相对于体制内职业,体制外职业的子女教育支出较多。同时,即使父母主观感觉经济负担沉重,他们仍倾向于投资教育。因此,当教育投资意愿与投资能力出现错位时,父母会依次降低家庭的日常消费、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来满足子女教育支出。并且,相对于高收入阶层,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日常消费挤出效应较高,而对于其边际消费挤出效应较低。

代际消费依赖与劳动力供给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供需错配问题,扩大有效供给有必要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考察劳动供给的有效性,由于中国家庭的整体性更为突出,家庭消费优先权的选择更近似于一种合作性博弈,并在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消费牺牲"和被动消费的问题,突出的家庭消费代际依赖导致劳动供给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系列矛盾,优化劳动供给需通过税制结构调整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保护劳动意愿、推进劳动保障的社会化以构建起弹性化劳动退出机制。

什么导致了流动人口的代际消费差异?

基于均值分解方法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差异来源。均值分解结果表明,两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差异既受到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影响,又受到消费理念的影响,其中,对消费差异影响最大的变量是收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大于第一代流动人口,说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对于收入变动的反应更为敏感。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两代流动人口中,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弹性更高,消费对收入的变动更敏感。在各分位点上,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均大于第一代流动人口,表明新生代有更大的消费潜力。两代流动人口的消费差距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扩大,在各分位点上,特征差异对消费差异的贡献率大于系数差异的贡献率。据此结论,提出了政府应提升流动人口的个人禀赋条件、增强流动人口的融入能力、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等政策建议。

家庭代际消费:利己还是利他——以辽宁省农村住房消费为例

住房消费作为家庭内部的一项集体消费,涉及到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针对学界现存的利己与利他的消费取向的争论,笔者以王村的经验研究证明,处在上有老、下有小代际关系中的中年居民,以子女的婚嫁作为首要消费动机,以父辈的养老作为消费参考因素,在住房消费过程中所建构的是一种以利他取向为主,以利己取向为辅的代际消费文化。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研究背景、研究范围的不同,化解家庭代际消费关系中利己与利他两种消费取向的争论则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

消费正义及其相关问题

消费正义是对消费群体之消费状况的规范性陈述,包括代内消费正义和代际消费正义,旨在给出合理消费的正当性基础。然而消费正义概念所描述的仅仅是社会正义诸项中的一个结果事项,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不公正现象,确定判断不公正的根据与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可接受的以及完成一种扩大普遍受益的消费群体的社会设置和制度安排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基础性的、核心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