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作用分析

泛义的子承父业在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均存在,父析子荷和阶层逆袭同时存在于代际职业的变动中。不同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子女职业受到父母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是,由于教育扩张有利于国民人力资本积累,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侧重公平性,大大削弱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力,最终削弱父母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力。二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劳动力回报更追求经济效益原则,减少了父母影响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空间。三是,新就业机会和职业选择的供给数量和渠道都增加,加大了代际职业流动。本文通过Mosteller矩阵转换的子女与父亲职业分布列联表总结代际职业变迁事实,使用误差减小比例来表示职业的代际关联性,比较高、低城镇化率(高、低工业化率)组别的代际关联性差异,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高城镇化和高工业化的地区,父母对子女职业等级的影响力下降,代际职业流动性上升;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深入阶段,代际职业流动性更高。

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职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重点考察了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职业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收益明显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而且人力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收入差异的影响极为显著;(2)利用Shapley分解及扩展的Owen分解方法测算了人力资本与其他非市场因素对劳动者收入差异的贡献率,发现主要与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特征差异,由人力资本特征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异占40.18%,有13.29%的收入差异则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职业流动;(3)分位数回归方程分解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对收入总差异的贡献率在不同分位点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随着收入水平由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渐趋减低。由此,政策涵义在于打破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体制性壁垒,完善职业代际流动机制;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进一步提高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报酬,同时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则需要进一步强化技能偏向、绩效本位的收入分配机制,遵循市场运行规则,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再考察——基于代际职业流动的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以代际职业流动为视角考察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研究发现,流动起点效应(母亲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子代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而同样代表流动起点效应的父亲职业类型与代表流动终点效应的子代当前职业类型对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关于代际职业流动与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关系,父子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母子代际职业流动变量是显著的,发生向上职业流动的要比未发生职业流动的意愿子女数要低,而发生向下职业流动的要比未发生流动的略高,表明母子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对生育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

代际职业流动的制度分析

代际社会流动标志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状态,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指示器。本文主要使用多项logit的方法测算不同因素对子代职业流动的影响,并试图用诺思的"人格化交易"和"有限准入秩序"的思想解释中国代际职业流动性及代际职业继承性的特征与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格化交易导致代际机会不均等,就业渠道不通畅;随着制度变迁,以代际职业继承为基准,农村子女的代际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倾向高于城镇,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倾向低于城镇;有限准入秩序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本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速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构建技术进步通过速度和方向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理论模型发现,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增加了高技能岗位,为子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提高个人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增加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采用CGSS2010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以及各省份宏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城镇和男性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对城镇和男性同时发挥作用,提高了城镇和男性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概率,技术进步对女性和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影响不显著。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代际职业流动及代际教育流动——对中国城乡家庭的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研究城乡间代际职业流动相关问题,并重点分析代际教育流动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我国代际职业传承现象明显,各职业阶层间的流动存在障碍。(2)父代的职业阶层对代际间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但子代通过接受教育,可显著提高职业向上流动几率。(3)父代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子代受教育程度,教育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业在代际间的传承。

代际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本文运用指标法和回归法,对我国代际职业流动与继承状况的模式、影响因素和声望获得的性别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虽然总体上我国的代际职业继承性较强,但是两性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存在差异,男性的平均继承性更高,女性的平均流动性更高,而且这种现象在各影响因素分层中普遍存在;(2)父亲位于低职业地位时,男性比女性更易摆脱其低阶层的家庭背景;(3)城镇家庭背景、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业户口性质、年龄段的增加和已婚状况相对而言均对子代代际流动和向上流动具有正的整体作用;(4)女性可以从上述前四种因素中获得比男性更大的有效作用,实现更大程度的代际流动和向上流动,但是年龄段和婚姻状况会抑制女性代际流动,并且结婚对女性向上流动有明显的反作用;(5)平均而言,女性能比男性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在中国特定国情下性别因素在代际间职业流动中的特定作用。

我国家庭代际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左红、杨沫在《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撰文指出,基于2006-2017年六轮CGSS调查数据,采用绝对流动性和相对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对我国居民家庭代际职业流动性及其变迁趋势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变化情况,比较了城乡家庭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性差异,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2006-2017年,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职业流动性有所提高,但绝对流动性和相对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却呈现一定的差异。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包容性效应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调整与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环节,对于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和社会财富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借助数字化手段更可有效缓解传统金融机构或服务方式难以覆盖群体金融服务的问题,改善社会公众的金融可获得性。在代际流动逻辑分析基础上,结合数字普惠金融作用路径,从理论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及机制的研究发现,子代职业选择不仅受到父代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还将受到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业环境、教育获取、社会保障都将调节博弈双方行为。对于缺乏优越家庭背景的个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效应发挥可以从金融服务覆盖面、产业结构调整、机会公平获取和社会保障水平,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佳的工作条件和更充沛的社会资源,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红利共享,有效提升低收入人群的致富能力,充分促进社会融合,最终加速个体向上流动而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促进共同富裕。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

在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构建包括数字技术使用前置条件、使用经验、数字化努力、数字金融四维度表征父代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技术转型过程中,父代数字化与其子代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使用能否打破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代数字技术使用不仅直接促进子代职业流动,而且通过弱化父代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原始资本禀赋对子代职业获取的作用,进而促进代际职业机会平等,因此,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补偿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父代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改善机会不平等感知程度,激励其增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升子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职业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动能循证——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但在促进社会流动中发挥的效用是不同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教育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视角,考察普职双轨路径选择下职业教育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发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能促进个体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并有效防止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对弱势群体的作用尤其明显;囿于高等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内源性教育劣势和外源性结构劣势,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相比,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既不能促进个体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也不能防止其代际职业向下流动;普职融通教育与普高普本教育对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优于中高职贯通教育。

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着重探讨关系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我们利用简单的理论模型解构关系社会资本对不同职业阶层的下一代向上流动的影响,并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资源数量和使用倾向两个维度刻画的关系资本,对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检验。分析显示,关系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体社会向上流动,但其对不同模式的向上流动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从底层职业向中间阶层或由中间阶层向最高阶层的代际梯次向上流动有明显推进作用,但不利于代际间从底层向最高层的跨越式流动。

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代际差异与代际传递的双重嵌套

针对农民工代际间职业流动,利用2016年全国31个省份农民工实地问卷调研数据,构建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代际职业继承指数与流动性指数等多维流动性指标,测度分析了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呈现代际差异与代际传递双重嵌套的特征事实。结论为:(1)农民工代际间职业分布存在代际差异,但在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中嵌套着职业代际传递与继承的共性;(2)农民工内部不同职业阶层存在大小不同的职业代际传递效应,形成结构性职业流动格局;(3)农民工代际间职业流动范围存在明显的分割性,表现为农民工非精英群体与农民工精英阶层之间存在着职业"潘篱"。因此,促进机会平等推动代际职业流动,对熨平中国社会不平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具有根本性决定作用。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大量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代际差异。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会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影响代际职业流动;(3)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减弱。除此之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

行业垄断如何影响代际职业流动

基于CHIPS数据,采用代际流动指数和MLM模型实证分析了行业垄断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业垄断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和职业分割,父代处于低端职业的子代很难流入高端职业,但高端职业内部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行业垄断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直接阻碍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减小;行业垄断通过代际行业传承间接阻碍了代际职业流动,这种间接的阻碍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缓慢减小。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

基于中国农村发展调查(CRDS)数据,运用无序响应模型探讨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并抑制向下流动与传承;教育在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方面的作用随着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变小;增加任何阶段的教育年限,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抑制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和平行流动均具有显著作用;高等教育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最大,且这种作用不随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下降,高中教育的作用次之,但其对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明显降低。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体制内就业的职业代际流动:家庭背景与学历

文章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 2013年城镇住户数据,综合使用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家庭背景对劳动者体制内单位求职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会显著影响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机会,父母双方均在体制内就业的劳动者更可能进入体制内就业,父母均不在体制内就业则更难进入体制内就业;且在男性、女性、高学历和低学历群体中,家庭背景对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就业机会的影响都存在。同时,与低学历群体相比,高学历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机会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小,即学历在家庭背景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影响中发挥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不断提升体制内单位就业招聘机制的实质性公平及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对实现劳动者公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