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

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迈入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不断创新和普及,深刻地影响着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愈发受到影响和关注,数字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作用,发挥互联网使用对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积极影响是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同时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代际支持能否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在控制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代际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互联网使用频率放大了这一促进效应。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购物功能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视频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可能带来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支持有助于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代际联系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自理能力,代际见面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消除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互联网企业层面要精准把握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差异化使用需求,有针对性地打造适老化应用产品;同时,充分发挥亲子间沟通的数字反哺效应,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水平,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

本文采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2001-2018年7期专项追踪调查数据,聚焦年龄效应构建个体增长模型,深入探究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策略随家庭结构而异,同时该策略会因老人年龄调节而有所调整。其中,随年龄调节,“变为独居”老人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经济支持;“一直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与其子女间情感亲密越差;“变为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逐渐获得更多日常照料;“一直隔代同住”与“变为隔代同住”老人会得到子女更高水平经济支持,并减少照料支持提供。结果揭示了在老龄化与城市化并行推进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在农村的主体地位仍牢固,巩固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对缓解农村社会养老压力意义深远;揭示了社会应重视不同家庭结构老人的群体异质性,提倡老人接受符合其养老期待的差异化社会养老服务;揭示了孝道观念深刻根植于子女内心并不断驱使其改进代际支持策略,通过两代人的不同支持行为,利用各自优势实现需求互补,这对促进家庭代际和谐至关重要。

Z世代的新质生产力特质与评价研究——基于“能力-意愿”的代际比较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对东亚气候影响的综述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有关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AMO)及其对东亚气候影响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AMO的形成机制与指数定义、AMO对东亚夏季和冬季气候的影响、AMO与其他大洋的协同作用。目前,关于AMO的形成机制仍有不同意见,传统观点认为AMO是气候系统内部过程尤其是大西洋经向翻转流造成的,但近期有工作指出AMO是气溶胶、火山喷发等外强迫驱动产生或是海洋对大气随机强迫的一种响应。AMO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调制东亚夏季气候,当AMO处于正位相时,东亚夏季风加强、降水增多、气温升高,反之亦然。同时,AMO正位相有利于东亚冬季风偏强,欧亚大陆中纬度及中国北方偏冷;负位相时则大体相反。鉴于AMO的重要作用,加深理解AMO形成机制及其对东亚气候影响有益于提升东亚气候的年代际预测水平。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代际支持背景下老年人社区服务设施需求特征研究——以深圳公共住房为例

深圳市老年人非户籍人口占比大,提供代际支持的随迁老年人构成了常住老龄人口主力。立足于深圳公共住房建设现状及老年人特征,通过问卷调研多维度探析老年人设施使用需求;采用活动日志调研探析老年人日常社区服务设施使用的时间规律及行为链特征;结合典型案例定点行为观察,探析老年人时间-行为-设施使用场景。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社区活动设施需求显著,农贸菜市场及连锁超市的需求较大,教育设施成为老年人使用的重要设施,社康中心需求大于综合医院,养老设施需求较低等特征;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使用的时间规律及设施组合使用规律明显等。研究结果可为深圳公共住房社区服务设施适老性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家庭代际关系的信息功能及其实现

功能运行良好的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不平等及福利制度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信息社会和老龄社会叠加的背景下,由于信息技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的阻隔,年长一代的信息权力被弱化甚至遭到剥夺。面对功能复杂的智能设备,老年人获取信息的第一步便被阻断,设备接入后的信息获取、解码与辨别更是老年人面临的难题,而家庭代际支持在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和融入信息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对19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访谈,结果发现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上的强风险意识与低学习意愿及客观上的设备复杂程度都加深了数字鸿沟;子辈则通过设备操作的教学与替代、信息的分享与解码等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体现了信息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福利功能。

重塑代际沟通:“银发网红”的数字实践研究

短视频帮助老年群体实现公开话语表达,以“银发网红”为代表的老年群体的数字实践重塑着代际沟通关系。本文分析了抖音平台中30位“银发网红”的数字实践,发现他们基于短视频的数字实践重塑了传统代际沟通的方向、方式与场景,通过代际间的双向主体互动、家庭剧本及其展演、重构亲密陪伴场景,将家庭中的情感互动移植于互联网,创造了代际间的共享意义空间,并实现了代际间的情感共鸣。

性别视角下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差异

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映射社会长期流动模式和开放程度,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能够有效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推进社会公平。本文基于2021年对全国出生于1976-2000年已完成学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82份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明显增强,两性差异日渐消弭;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女性实现教育高阶向上流动的比例增加,男性教育代际的顶部传递优势依然显著;父代收入仍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关键作用,女性的代际收入关联度高于男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能有效阻断父代的代内收入差距向个体传递,教育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加剧代际收入传递固化,且这一影响更多作用于女性。

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工作场所中的员工队伍构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多代际并存,使得理解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变得迫切而重要。本文基于Inglehart的现代化演进理论,通过采用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测量工具、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研究视角的三个研究,对不同代际(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变迁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相似之处,后改革一代的工作价值观较之其他两代差异最为明显。具体而言,相比于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低,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高;后改革一代相比于前两个代际对开放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最高,但三代员工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不同代际员工对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仍然高于后物质主义。本研究丰富了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以及新生代员工研究的知识体系,研究结果也可以为处在大变局中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流动老年人口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别分析及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目的:探讨我国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代际关系类别及其与健康的相关性。方法: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2018数据库中的流动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且人户分离)为研究对象,从躯体健康(ADL)与认知健康(MMSE)两个维度评估流动老年人口健康状况。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探讨流动老年人口家庭代际关系类别,并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揭示不同类别与健康状况的关联。结果:流动老年人口家庭代际关系类别可分为“情感型关系组”(7.6%)、“疏离型关系组”(6.2%)、“紧密型关系组”(39.6%)、“近而有间型关系组”(8.3%)与“接受型关系组”(38.4%)。流动老年人口的躯体健康与认知健康在5种不同代际关系类别上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代际关系类别是流动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因素,情感型关系组与接受型关系组的流动老年人口躯体健康状况更好(P<0.05),而疏离型关系组的流动老年人口认知健康状况更差(P<0.05)。结论:良好的家庭代际关系能对流动老年人口的躯体健康与认知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建议应优化家庭资源分配,提高子代代际支持水平,加强代际情感交流,同时推动家庭责任合理分担,降低家庭对流动老年人口向下代际支持的依赖。

公共就业服务何以缓解农民工就业质量代际差异:禀赋效应抑或结构效应?

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和促进就业公平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5567个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共就业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代际差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显著提升了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对老一代农民工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不同类型的就业服务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均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其次,公共就业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随着就业质量增加而衰减,尤其对就业质量偏低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提升效果更显著,表明公共就业服务具有兜底效应。此外,公共就业服务的结构效应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禀赋效应的促进作用,从而缩小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该研究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979-2020年西北地区地表风速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基于1979-2020年西北地区173个气象站点10 m风速观测资料和ERA-5再分析资料,揭示了西北地区年、各季节风速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及2003/2004年年代际变化可能的环流背景。结果表明:1979-2020年趋势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风速增大区域主要位于甘肃中部和东部、陕西、新疆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其余站点风速大体减小。呈现减小趋势的站点数明显多于增加趋势的站点数,呈现减小趋势站点平均地表风速大于整个西北平均的风速值,呈现增加趋势的站点的平均地表风速小于整个西北平均的风速值,并且在2004年后明显增大。年平均和各季节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与1979-2020年趋势分布相似,时间序列的年代际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后。年平均和各季节第二模态除宁夏和陕西南部地区为负异常,其余站点大体均为正异常,其时间序列均发生了两次突变,分别发生在1987/1988年和2003/2004年。1987/1988年的西北地区风速变化成因已有大量研究,本研究重点分析了2003/2004年西北风速年代际变化成因的环流因子。从500 hPa位势高度2004-2020年与1988-2003年的合成差图可知,春季环流场呈现中亚-北欧的经向偶极子模态,夏季和秋季呈现为“丝绸之路”模态,冬季呈现“斯堪的纳维亚”模态,年平均呈现为北极涛动负位相。可见,2003/2004年前后四季和年平均环流背景变化都各有特点,它们如何影响中国西北地表风速2003/2004年的年代际变化的物理过程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新一轮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测量了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及其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用子代-父辈受教育程度的交叉列联表,发现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呈整体上升趋势,结构性流动率高于循环性流动率,教育向上流动趋势明显;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结合逐项回归思想发现父亲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高于母亲,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年,子代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数将提高0.31年和0.234年;对性别做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教育代际流动性对父亲受教育程度的依赖性更强,男性则对母亲具有更强的依赖性,而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的变化趋势。

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研究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将教育代际流动性分解为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和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构建金融发展对两者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其作用机制,提出金融发展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相关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首先,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贷市场较为成熟的东部地区的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最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一作用机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健康的代际流动性

使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具有质量调整生命年形式的自评健康连续变量,估计中国健康的代际流动性。研究发现:健康的代际传递程度相对较低,代际流动性较高,健康的代际秩回归系数为0.208。同性别的父代与子代间表现出更强的健康继承性,其中母女的健康关联最为紧密。健康的代际流动性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递增的变动趋势,但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对代际健康流动的估计。基于Gelbach方法的分解发现,母亲健康对代际健康传递具有更高的贡献率。中国代际福利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福利的代际秩回归系数为0.172。研究结果为持续有效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定量政策参考。

媒体关注会提升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创新效率吗?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和创新转型的双重挑战。在新媒体融合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平均创新效率显著低于非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2)媒体关注能够正向调节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该调节作用在处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和高信息透明度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明显;(3)拓展性研究发现,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具有持续性,且相较于负面媒体关注和中性媒体关注,正面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4)机制检验表明,媒体关注通过提高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提升家族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拓展了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边界条件的研究,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中媒体关注的研究成果,并为家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它对于满足农民多样化养老需求、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筛选与整理2020年CFPS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情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家庭成员占比高的和子女受教育程度高的子代家庭,其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率会更高,但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发现户主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对贫富差距看法越消极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建议农村地区加强金融素养教育,提高养老风险意识,普及养老保险知识,刺激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需求。本研究拓展了对于农村地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及代际因素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