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项沉重负担。彩礼的多寡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的强弱有关系。在父代强责任的地方,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情,他们在传统通婚圈内为子女找对象,从而强化了对本地婚的偏好,使婚姻的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并存。在"性别挤压"和本地女孩外流的双重作用下,婚姻的本地市场竞争激烈,男方家庭只有不断抬高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女孩,女方则会竞相索要高额彩礼,从而共同推高了当地的婚姻成本。在父代弱责任的地方,结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他们一般在打工地找外地对象,从而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婚姻的本地市场被纳入全国市场。全国市场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大,女方只能在全国平均价格上要价,因而要不起高价,也就较少出现"天价彩礼"现象。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家庭目标、代际责任与乡村教育效果研究——区域差异比较的视角

在统一的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环境下,乡村社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教育效果区域差异。对全国10余个省份开展田野调查和机制分析,发现农民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差异,将会形塑出不同的家庭资源配置策略与行为逻辑,进而影响到教育效果的区域差异。我国乡村教育参与全国性市场的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农村、中部农村、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挑战。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代内剥削与代际责任转移——对“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扶弟魔”现象是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造成的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家庭层面,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以及道德力量的“规范约束”使女性被迫让步资源,形成了代内剥削。个体层面,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以及双重角色的“以宗补姻”成为强化代内剥削的个体认知机制。这种长期代内剥削实际是代际责任的转移,家庭再生产中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社会需要重视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体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会形成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同时,更需要关注“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父权制仍然存在、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社会性别污名化,正确认识、解决困境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论代际责任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代际责任问题是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应对涉及未来世代的不确定性,又是代际责任问题的重点。有些道德哲学家建议借助经济学方法,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单纯应用"成本—收益分析",不但令道德哲学家们怀疑这个方法预设了功利主义的前提,在实际计算中也无法应对不确定性难题。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中使用的"贴现率",实际上暗含着某种对未来世界的描绘,而这种描绘本应是不确定的。另一种建立代际责任的尝试是人权原则。人们常常怀疑人权不能应用到有关尚不存在的未来世代的讨论中。通过将未来人的人权与当代儿童的人权进行类比,人们似乎有理由采纳一种包括未来人的人权观念。如果这种人权观念成立,那么人权原则可以以最小的理论代价应对不确定性的难题。

城市老年人的“个体化”进程与代际责任选择——基于隔代抚养的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典型案例比较的质性研究方法,发现大中城市中老年人的自我及代际观念已经发生了某种“个体化”转向,家庭层面由传统的“家本位”思想发展为“分而不离”的家庭理想,个人层面则更加关注自我需求,追求自主性的晚年生活。在家庭生活实践中,基于老年人主观价值取向和隔代抚养参与的比较,可以识别出“甘于牺牲型”“有限助力型”“经济补偿型”“期待抚养型”四种理想型。其中,“甘于牺牲型”更接近于阎云翔所强调的以第三代小孩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后三种类型则更多地体现了当下城市中老年人在主观价值层面或客观行为层面的个体化发展趋势,从而呈现了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张力与糅合。该议题值得持续关注并展开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者的代际责任

本文从代际公平的内涵和其公共政策意涵的界定入手,在对现实中种种代际不公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共管理者为维护代际公平所应承担的代际责任。

技术的代际责任与伦理困境探析——以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技术为例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核电工业,如今开始直面放射性废物的棘手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在使用核能时必须做出对后代承担责任的道德承诺,结合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治理技术的发展,从核技术应用衍生的放射性污染危害引发的代际责任出发,本文探讨了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处置的伦理困境,揭示核废物对生态环境的风险会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攻克,从哲学的高度认知核废物风险无可回避的代际正义问题,从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审视放射性废物治理的伦理责任与技术抉择。

婚姻挤压与农村代际关系变动

日渐严峻的婚姻挤压对我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代际关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我国农村的男性婚姻挤压表现为初婚市场和再婚市场的双重婚姻挤压。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使农村大龄男性青年面临结婚难问题,不仅产生大量光棍,而且婚姻成本过高;再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则使女性掌握更大的婚姻主导权,已婚男性面临巨大的离婚风险和再婚困难。在代际责任的作用下,婚姻挤压带来的男性婚配困难进一步转化为父母的困难,从而使代际关系在交换关系和支配关系上均发生了变动。一方面,为了子代能够顺利完婚并保持婚姻稳定,农村父母不仅不得不为子代支付高昂的婚姻成本,而且对子代婚后的支持也更加刚性化和长期化,从而使已经倾斜的交换关系更加失衡;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子代的婚姻关系,农村父母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降低自身的家庭地位,并让渡自身的权力甚至权利,从而使已经翻转的亲代地位进一步下降。扭曲的代际关系使农村中老年父母遭受着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面对结构性压力,他们自身无力改变,亟须国家和社会进行干预。具体而言,可从推进移风易俗、重塑家庭伦理和营造社区风气等方面着手。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 代际同住中的需求组合与亲子选择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深入挖掘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同住需求组合类型,并分析其中子女的性别和排行两个维度的同住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代际互惠的合作型同住占据首要地位,代际重心下移和浓厚的互惠色彩是当今代际同住的主流,城乡之间代际互惠的逻辑存在差异。从代际同住机制看,特别是在农村,儿子依旧是同住选择偏好的对象,但女儿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农村地区排行靠后的子女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得到父母的帮扶,也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S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鄂中S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出现了突出的利他型老人自杀现象。文章力图揭示出老人利他性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利他型自杀现象的产生,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有关,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进城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入村民家庭内部,沿着代际关系纽带向上传递,并为老人所感知。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以及尽可能降低消费支出的方式来将生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进行资源的向下积累。自杀是他们纯粹沦为子代家庭负担时主动选择的结果,是支持子代进城逻辑的延续。浓厚的代际责任是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产生的伦理支撑,他们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是在"恩往下流"的生活实践链条中实现。

当前农村婚姻成本与婚恋模式的内在关联机制探析——基于中西部川、豫两地农村婚恋实践的比较分析

当前农村婚姻成本高低与当地婚恋模式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机制。既有人口结构论、社会结构论和婚姻市场论难以对当前“天价彩礼”这一问题背后的经验张力做出有效解释。基于中西部川、豫两地农村婚恋实践的调研表明:以四川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子女主导的自由恋爱婚恋模式”与“低额彩礼”具有高度亲和性,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父母主导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与“高额彩礼”密切相关,“代际责任”这一本体性价值成为影响婚姻成本高低的重要起点。代际责任感弱,父母介入有限,自由恋爱普遍,婚姻成本较低;代际责任感强,父母深度介入,相亲介绍成为主流,家庭条件、尤其是经济因素成为婚姻竞争的重要筛选机制,天价彩礼成为必然产物。如欲有效治理这一社会不良风气,关键在于:尊重并保障适婚青年男女的“婚姻自主权”,积极引导婚恋当事人树立以情感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主义婚恋观。

“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对福建省龙岩、漳州、厦门三个城市的"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实证调研,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总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男性比女性回乡盖房的意愿更强烈;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但在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力弱化,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正向驱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为此,需要引导社会公众转变代际责任与住房捆绑的观念,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改变人与住房关系异化的状况,从而改善"老啃族"的生存际遇。

转型期实践性养老秩序形塑机制研究——基于家庭与市场关系视角

基于当前社会急剧变迁,婚姻成本快速上升,以农民与市场关系为分析框架,揭示出家庭在应对社会变迁时的转型机制,竞争激烈的区域性婚姻市场与小农家计模式对接时产生矛盾,家庭内部不断地进行有限资源整合和调适。在婚姻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之下,子代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家计模式形塑的家庭积累能力较弱,代际互动推动家庭再生产,资源服务于家庭核心目标,挤压家庭养老功能的资源分配,形塑家庭内部的实践性养老秩序。

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以SARS为例

SARS危机反映了当前环境问题日渐国际化的趋势,其根源是资源紧缺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问题,各国应通力合作、寻求对策,实现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但环境责任在各国间的分配问题阻碍了国际环境合作的进展。本文指出,基于环境和国力的全球合作机制可合理分配各国的代际责任和代内责任,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是一种可行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各国在代际和代内责任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二是要增加国际机构、国际公约对合作各方的约束力。

Early Confucian Philosophy on Ag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本文基于“孝道”的概念探讨了早期儒学关于衰老和长寿的一些观点。论文认为,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早期儒学思想以高度统一和非常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衰老的过程和状态,并认为长寿是一种追求,而长寿者理应在人类社会中承担依然重要,但却是崭新的角色。总体而言,早期儒学对衰老和长寿抱持积极态度,缘由之一或是潜藏于理论背景之中的时间观念和宇宙间万物互联的观念。有了这些观念,我们便能接受时间一去不返,同时也能找到对包括人类自身的所有现象的解释。论文还指出,孔子有关衰老和时间的观点与儒学中极其重要的教学理念和终身学习以及修身的理念密切相关。最后,论文还探讨了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间非常棘手的关系问题,并借助知名学者的论述,尝试对子女的孝道提供更可行、更现实且更贴近时代的解释。作者也希望借此唤醒同道中人对我们这个社会里长辈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