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书吏制度考——以令史与书令史为考察核心

宋代文书吏制度是宋代吏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史和书令史可视为宋代文书吏的代表。以令史和书令史为中心,考察他们的职官构成、入仕途径、迁补、出职、俸料以及奖惩。在宋代官方礼制中,一般以三省、枢密院的书令史为政治阶层的最低限来参加国家的重大的活动。研究宋代文书吏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宋代吏役合流、以文人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官与吏分层、文与伎分道而行等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史学研究思路上由传统的精英思维向社会扩散,将居高的眼光向下沉,由下而上寻找新的阐释方法。

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

近年出土的秦代簡牘資料顯示,秦代縣下有曹和官之分,諸曹設於縣廷之内,諸官置於縣廷之外。里耶簡牘文書表明,縣廷設有相當多的令史,各令史值事縣廷各曹或監管某一專門事務。在行政文書中稱爲"(廷)某曹"或"(廷)主某"的用語,實際上是指"某曹令史"或"主某令史"。將秦簡與西漢初期的張家山漢簡、西漢後期的尹灣漢簡和益陽兔子山漢簡對照後可知,縣廷由主某令史和令史值某曹并存發展到諸曹掾史的格局,可能遲至東漢纔成型。

汉代“守令”“令史”“守令史”考辨——兼论《肩水金关汉简》中的相关官称

作为汉代官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守令、令史、守令史的秩次、职守、隶属是各有分别的。"守令"是郡、县高级行政长官太守和县令的合称;"令史"是俸秩在百石以下的主要从事文书事务的下级属吏的称谓,汉中央公卿、郡县政府、边塞系统下皆设有令史一职;"守令史"指处于试守期内的令史,即试掌令史之职者。然作为职官称谓的"守令""令史""守令史"在汉代文献中却偶有混用者,《肩水金关汉简》73EJT3:65图版中的"守令"实为"守令史"之漏书,而73EJT24:112A释文中的"守令史"则为"守令"之误衍。

秦汉令史考

秦汉时期令史的设置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秦到西汉,令史普遍设置于县级政府,其他一些政府机关有时也有设置,但未制度化;进入东汉以后,令史主要为中央公卿的属吏,县级政府中已比较少见,仅在边塞军事系统的候官仍有令史设置。令史在秦汉各级政府中的数量较多,地位较高,有固定的任用升迁途径,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是重要的属吏。令史最基本的职能是"掌案文簿",并广泛参与各种具体政务的处理,类似于今日各级政府、各部门的秘书,主要负责文书的起草、收发、传递和保管,主管和审核各种籍账,参与调查案情、追捕犯人等司法审判工作,举劾违法失职官吏,监督行政工作,保障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略论里耶秦简中令史的职掌与升迁

"里耶秦简"揭示出秦代地方"令史"具有"校雠、解释文书"、"监督官府买卖"、"监督物品的出贷和授予"、"巡守‘庙’及堤坝"、"举报官吏的不当和违法行为"、"户籍管理与人口的入籍"等职责,这是前人未曾注意的。此外,"里耶秦简"还记载了秦代地方"令史"的升迁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令史与秦及汉初的县乡行政

秦及汉初,县的组织架构已形成曹、官两分格局。县乡行政呈现为县廷与作为诸官之一的乡之间的政务往来。而“廷—官”模式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令史居于县廷之内,“直”曹审计乡官事务;另一方面,令史又常被外派至乡,监督县下的物资出入、商品买卖与业务处理。进而,令史还直接参与乡官事务。户籍的编造、使用,副本的呈县保管、再使用,背后都有令史的身影。为维持乡官运转,令史甚至可因故代理乡部啬夫。秦及汉初的县,不仅通过廷内、廷外差遣令史,实现县廷与乡官政务的有效连接,而且赋予了令史审计、监督、参与、代理等自上而下、自外及内的诸多职任,从而强化了县廷对下属诸乡的行政控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的活跃,又为理解西汉中期“掾”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启示。

唐代令史与文书档案关系试析

中国古代,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政务运行中,文书的上传下达发挥着重要作用。至唐代,中央机构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文书档案制度,设置有一种文吏——令史,由其具体负责文书档案的造作、处置和保管等相关工作。唐代以律法的形式规范档案工作,显示了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唐代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无疑对唐代行政工作的开展和运行,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令史的职责和政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令史的职责不像汉代仅限于掌文书和参与礼仪活动,而是扩展到参与司法事务、参议政策、检查户籍、进行经济营生、协助选举等领域。尚书令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举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自己是"小选"的对象,又在官员选举中制造滥选案件。尚书令史职责扩展、政治影响扩大的原因与尚书台职权扩大有关,也是当时士风影响的结果。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里耶秦簡“令史行廟”文書再探

里耶秦簡8-138+8-174+8-522+8-523號是一件涉及“令史行廟”的文書,在文本復原的基礎上,本文對該文書所涉及的月日干支的年代、令史行廟的間隔及規律進行了探索。除特殊情况外,令史行廟的間隔約爲10日,各令史行廟的排定大體遵循“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屬”的原則。

秦平行文书中的“令史”与“卒人”

秦县际平行文书中的"令史"之称,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用法。在目前所见简牍资料中,比较完整的有以下诸例:(1)……告法(废)丘主:士五(伍)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法(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

出土简牍所见秦至汉初的县廷令史

令史作为县廷的属吏,在秦至汉初的县廷中拥有广泛的职能,协助县长吏处理文书行政、簿籍管理、县官买卖、出仓入仓、循行府庙、治狱和镇压盗贼等各方面的事务。伐阅是选任令史的主要途径;此外,史学童也可通过两次考核升任令史,但人数较少。令史的秩次直接影响俸禄,虽然收入有俸禄、月食和赏赐,但总收入还是比较微薄,即便有车马和休假的优待,待遇总体而言也并不是太好。

褚遂良与捉钱令史——贞观之治政治光环下的经济贫困

褚遂良作为一代名臣．人们对他的熟悉，可能不是因为他做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谏议大夫、中书令，而是因为在后来对《兰亭序》的临摹中．最著名的版本便是出自他的手。鲜为人知的是．褚遂良还曾反对唐太宗放高利贷及组织官员们下海经商．对大唐初期货币借贷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的令史

本文主要依據《里耶秦簡》第一卷所刊之5、6、8三層簡牘資料,梳理秦遷陵縣令史的基本信息。據上述資料所見,共計有42人曾擔任過遷陵縣令史,他們分别是慶、慮、陽、夫、章、犯、行、莫邪、知、戎夫、上、除、尚、悍、扁、抒、兼、朝、逐、華、齡、就、團、氣、却、丞、毛季、芒季(或忘季)、雜、敞、彼死、畸、感、言、錡、部、德、繞、旌、諯、蘇、佗。

韩安道侯、揭阳令史定的历史贡献——《广东廉江揭民族谱》序

史定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的一文一表。一文为《南越列传》，一表即《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南越列传》只于篇末有一句“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为什么南越的揭阳令史定会“自定属汉”呢？这里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但司马迁论述简要，这方面没有说清楚。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则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封史定为安道侯兼揭阳令，是年三月乙酉日为其侯国元年。我查考司马迁所撰写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面记载汉武帝封功臣70余人为侯，其中以县令因功封侯者，只有史定一人；而封侯又再兼任县令者，也只有史定一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汉武帝南平两越、统一南中国时，史定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否则以区区一县令归汉，是断不可能封侯的。司马迁与史定同是汉武帝时人，所以其史料记载最为可靠。

五华狮雄山西汉城址与揭阳令史定

自上世纪80年代．广东五华县博物馆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在狮雄山南岗发现了绳纹瓦片和方格纹陶片等遗物，其后该处被确认为汉代建筑遗存。至90年代．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四次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工作．认为“狮雄山主体建筑形式为宫殿式台榭结构，……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即为南越国时期的‘长乐台’遗址”。

史与秦汉时期的决狱制度

在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中,每次庭审审判官多为三人或三人以上,也有两人的情况,但没有一人独自审判的情况,其中史参与案件的判决是秦及汉初的通行做法。"史"在其中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狱史不但参与审判,抓差办案等事宜也多由狱史承担。在法庭决狱时,必须有史的参与,否则有关判决将会受到质疑,主管官吏甚至会被追究责任。令史中有负责刑狱事务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其应属于狱史;狱史分为不同的级别,其中就包括令史在内,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狱史都是令史。史在审案过程中也分等级,且并非不受限制。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元代公案杂剧中官吏绰号的镜鉴意义

元代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杂剧本属神仙道化剧一类,因其中塑造了岳寿这个郑州府六案都孔目的典型吏目,在探讨元代公案杂剧时亦是不可错过的篇目。剧中的岳寿“平昔之时,吏权大重,造业极多”,被百姓们送绰号“大鹏金翅雕”（此鸟为佛教中的恶禽,以人为食——作者注）。该绰号被微服私访的魏国公韩琦听到,韩魏公勃然大怒,声称要岳寿“洗的脖子干净,州衙里试剑来”。岳寿叫苦不迭,“赚煞尾”唱词道“谁想那百姓每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