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令旨解二谛义》中的选择问句

汉语中的选择问句到中古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令旨解二谛义(并答问)》中的选择问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演变。口语化程度并非很高的文献、中土人土的佛学撰述,对汉语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

烟台昆嵛山哈鲁罕大王令旨考

通过对史志资料分析和实地考察,综合考证元代颁发给全真教东祖庭昆嵛山的哈鲁罕大王令旨。通过元代直译体公文蒙古语转译汉语体现的特点,通过断句和现代汉语的翻译,对令旨文字进行解读,对公文体例、颁布年代等体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民国烟台史志资料中的有关错误作了修订,在昆嵛山全真教研究上助有微力。

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兼评尼古拉·鲍培的译注

1276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是载有忽必烈三子安西王忙哥剌保护寺院令旨的石刻,碑陕西韩城县。碑面上刻楷体八思巴字二十三行,下刻正书汉字译文。这是最早的元代八思巴在字碑铭之一,同许多同类碑刻一样,是重要的八思巴字资料。对研究八思巴字和研究中古蒙古语的人,以及研究元代蒙古和元代社会的人,它都是一道手的珍品,自然要引起他们的兴趣。1908年,法国学者沙畹把碑文的图片连同汉碑的法译文发表在《通报》上。前人读释这块碑文的不止一人,其中译注最为“详尽”的,恐怕要算尼古拉·鲍培了。尼·鲍培在他《方体字》一书中,曾为这23行八思巴字作了冗长烦琐的注释,图版、译写、读音、

唐代文獻考訂拾零(上)

《唐六典》卷二六: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上;(注:……咸亨元年复爲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中華書局,1992年,頁671)按:此節文字,《唐六典》原關,陳仲夫先生據《太平御覽》、《職官分紀》等書作了校補。

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与元丽关系的转折点

一、蒙古对高丽的军事侵略成吉思汗建国后,不断向四方扩张,从掠夺财富转变到征服和占领。高丽与蒙古中间隔着据有辽东的契丹和女真地方势力,最初没有进入蒙古扩张的视线。1216年(高丽高宗三年),反蒙契丹势力在辽东不能立足,窜入高丽,攻城略地,肆行杀掠。1218年,蒙古派元帅哈臣(又译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追击契丹叛部,高丽西北面元帅赵冲、兵马使金就砺奉国王之命配合蒙古军合击之。

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

意大利学者杜奇在他1949年出版的《西藏画卷》中公布了他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西藏夏鲁收集到的藏文历史资料,并称之为夏鲁文书,在同一书中杜奇还将《夏鲁世系》译成英文。1980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了李有义、邓锐龄先生翻译的《西藏画卷》第一卷开头部分,题名为《西藏中世纪史》,提到了杜奇收集的夏鲁文书。198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和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联合铅印的《藏文史料译文集》收入了陆莲蒂、孟庆芬同志译的《元朝十一篇藏文帝师法旨》,其中有七篇为元朝帝师颁赐给夏鲁的法旨,但是未作详细考释,也未公布藏文原文。1986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选编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文)241——252页收入了八篇帝师法旨和元顺帝迎请布敦·仁钦朱的诏书的藏文原文,其中有七篇为元朝帝师赐给夏鲁的法旨,似即陆、孟二同志所译的夏鲁的帝师法旨的底本。《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旧式公文标点转达问题札记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有机会涉猎了一些档案文献出版物。这些文献出版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凝聚丁编者辛勤的劳动,是值得推许的。但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对旧式公文的标点、转达,也反映出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随阅随作了一些札记。现在检出十数则,每则略加数语,以就正于读者。

元代“硬译汉文公牍”

目前文书档案工作者常用的《文书学纲要》一书提到:“元代圣旨、令旨、懿旨,按其体裁可分为白话与文言两种。所谓白话皆自蒙语译来。”这里所指“白话”其实并非白话,而是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书和档案文体。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文体,不妨从元《通制条格》一书卷十三节录一段,以观一斑:

几何不仅限于证明

每年我们要求 Oregōn 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列出他们在进大学前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数学课程或内容,虽然“最喜欢的”课程提了好几个,但是中学的几何课几乎是普遍不受欢迎的课程.现在有些人对代数学得很认真,并继续学习更高深的内容.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几何呢?最通常的回答是:“几何课必须一年到头不停地证明定理.”;“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完成这门课,必须把证明都背出来.”甚至有人说:“

元初畏兀儿族政治家廉希宪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廉希宪是我国少数民族畏兀儿族人,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协助忽必烈取得汗位和统一全国,帮助忽必烈建立了各项典章制度。特别是对克服蒙古原来的杀掠政策、减少对经济的破坏,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元璋为韩林儿属部考辨

史学界在对朱元璋政权性质问题展开讨论时,有的同志认为,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以前,“是韩林儿领导的北支红巾军的属部,他所建立的政权是韩林儿为首的宋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根据是:第一,朱元璋的“文檄用龙凤纪年”;第二,“旗帜等色尚赤”;第三,“朱元璋由左副元帅至大元帅、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丞相同佥、吴国公,无一不是由亳都韩林儿升擢的”;第四,朱元璋“一度在江南行省的官署中‘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第五,朱元璋“所出的告谕和文移,只称‘令旨’,从不妄称‘圣旨’”;第六,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冒着集庆根据地有被陈友谅袭击的危险,力排众议,毅然出兵,亲援安丰。

谈一种兼语式

常见的兼语式有三种格式:一是“你叫他来”之类的,二是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的,三是前一个动词是“有”(“没有”、“没”)之类的.一般语法书都认为,“你叫他来”之类的前一个动词具有使令意义,如“使”“叫”“让”“请”“派”“命令”“要求”“禁止”等.此外,有“授与”意义的动词“给”或“给”构成的合成动词也往往具有使令意义.

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蒙古时代华北社会的命令文书

本文通过分析蒙古时代宁海州（今山东省烟台以及 威海）的石刻史料,探讨了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在地域社 会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尤其关注蒙古诸王的令旨, 并以此考察蒙古统治者的命令文及其刻石立碑的意义.蒙古统治 者的命令文不仅是他们统治华北地域的重要手段,其刻石立碑也 可看出当时华北地域社会对蒙古统治的反应.本文所利用的主要 石刻史料为《马儿年哈鲁罕大王令旨碑》和《狗儿年宁海王亦思 马因令旨碑》.哈鲁罕大王以及宁海王亦思马因均是成吉思汗叔 父荅阿里台·斡惕赤斤的玄孙.其家族在宁海州有封地.首先, 将两通石刻记载与其他石刻以及文献史料的记载相对照,分别确 定其发布年次为1294年和1310年.其次,考证荅阿里台家族漠北封地的所在地.因为哈鲁罕大王发布令旨于黑龙江,所以可认为他漠北封地在蒙古高原东北边疆,这与其汉地的宁海州封地存在对应关系.另外,虽然《史集》中记载荅阿里台被成吉思汗处死,但是《蒙古秘史》却叙述他被发配到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原地.可见,后者反映了忽必烈时代他家族的待遇和地位.其中的文本记载在忽必烈时代以后被重新编纂、改写.最后,探讨蒙古统治者的命令文发布及其刻石活动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亦思马因令旨碑在唐四仙姑的迁葬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全真道的活动始于山东宣慰同知泰不花至神清宫的参拜.他亲眼看到该令旨碑并因此与道士以及地方官员商议迁葬之事.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石碑的“公开性”和“实用性”特征.

南京城门:650年的开启闭合

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了元朝江南地区统治中心集庆路(今南京),自称是应天而来推翻元朝统治的,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发布"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建宫宇旧城之东、钟山之阳"(《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也就是说,朱元璋从这一年开始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驾崩时止,按照从内到外顺序,因形就势,耗时三十余年,营建了宫城、皇城、京城(内城)、外郭四重城垣。

越南碑志中所见的河内广东移民

越南出版的《越南汉喃碑铭拓片总集》(以下简称《总集》)有22巨册,汇集越南北部大部分拓片资料。越南学者阮文原将这些碑铭分为十类:一为表扬善人、善事,对乡村义举;二为朝廷令旨与官方文件;三为家谱、宗族世系;四为人物行状、功绩;五为乡村各种生活活动;六为古迹寺庙历史;七为神谱事迹;八为诗文;九为寺庙重建、重修;十为杂类。①总体上体现了越南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与民间特色。在这些庞杂的碑志中,会馆碑志为中国移民在越南活动的重要文献。会馆作为海外移民、商客信仰与交谊的中心,反映了此活动的人群结构及生活情况。

档案字义漫谈

从档案二字字眼来看,均以木字为部而档案部首字源起于木:一则木在档案材料中使用时间最长,如古代的泥板档要用木板木架为依托才做成泥板:历史的纸质档案需树木为原料,不少的实物也是木质材料。二则木在运用书写范围较广泛,历史悠久,过去不少的皇帝用书写令旨,形成不少的竹木档案,当今关单位的名牌及商店的招牌,大多采用书写。三则木在档案形成中关系密切,是一种侠案的产物,伏案就要案板或桌依托,案板或桌面就离不开木。

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56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

苏政发[2014]19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经研究,省政府决定再取消和下放56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和下放39项、部分取消和下放17项。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与衔接工作。

运河上的《兰亭序》--1310年赵孟頫的运河之旅

公元1309年,是元朝开国以后的第三任皇帝武宗的至大二年。这一年,五十六岁的赵孟頫在浙江儒学提举的任上已干了十年,终于任满到期,他大概是想着提前退休了。虽然朝廷新的任命很快下来,任孟頫为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他却迁延不赴。然而,孟頫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此生仕途上真正的飞黄腾达,此时才刚刚开始。很快,从大都发来一道皇太子的令旨,召孟頫入京。这道令旨非比寻常。

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资料综述

一、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特点及基本概况金石碑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金石碑刻无疑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弥足珍贵。近年来,蒙古学金石碑刻及其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