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明观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包括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兴、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正是有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文明观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大论断,蕴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从文明观角度思考这一重大论断,有助于我们更为系统、深入地理解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继承、发展和强化“尚和合”的传统文化基因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是东西方两个文明的产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道德观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要论断,不仅提取和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禀赋和核心价值理念,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相契合的事实支点。其中,道德作为衡量个体人格品质、调整社会生活方式、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系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

马克思文化文明观视阈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

一元、一统、一体、一家,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话语,1911年开始出现君民一体、上下一体的现代多元共和转向。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文化史不仅要前置于成文史,更要前置于文明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文明观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文明包含于文化中,且为其最高形式的基本理念,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论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罗荣渠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元多线历史观”基础上的,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路径”,有助于文化文明时空坐标的建立。四海一家的传统话语就是内地与边疆各族济济一堂。作为现代化范式的中国应用,笔者倡导边疆与内地“主辅线现代化”的中华文明观,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助于说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的主体性精神品格。

“天下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法文化渊源

“天下”观念意蕴丰富,乃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最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观念之一,它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密不可分。“天下观”所包含的“大一统”“华夷之辨”等思想推动着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均受到古老“天下观”的影响,“天下观”进而又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当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新时代,通过“天下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历史、文化的追溯,有利于进一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建构——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仅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和本质的观点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动态建构过程,社会交往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前提条件,要在实践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国家关系的认识看,民族与国家具有异质性,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统一是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趋势,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融为一体;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出发,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是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不断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苗族精英梁聚五的中华民族观发展脉络

梁聚五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民族平等为缘起,以国家至上为核心,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最终指向。这既得益于他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亦深受环境、时代和阅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现代执政党的民族认识和政策引导尤其重要。清政府对黔东南苗族的整合留给梁聚五的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促成了梁聚五民族观的发轫。在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梁聚五投身抗日活动,进一步形塑了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观。抗战胜利前后,“苗夷”问题成为梁聚五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使他的民族观开始倾向于“我族”的意识表达和权利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让梁聚五找到了内心的依归,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积极做出调适,民族观最终成型。梁聚五的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个案视角和有益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的过程,既是理论自觉过程,也是实践创新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经历了早期萌芽、基本形成和不断发展等阶段。中国封建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回应“一盘散沙”的时局之困和凝聚民族革命力量的实践之需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萌芽。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内在结构和层次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形成。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自觉,并探索出一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纵观整个演变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与话语创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知的深化,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热潮。在自然生态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性的对立统一性,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扎根中华大地,推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播仪式观下少数民族节庆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基于广西“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观察

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就是一个创造、修改和转变共享文化的过程,人们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产生文化认同。在传播的仪式观下,可以将广西“壮族三月三”节庆活动视为符号与意义交织的传播过程。广西“壮族三月三”歌圩节通过共通的仪式符号呈现、共享的仪式情景和共同的仪式信仰价值,加深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自我认同,唤醒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古代族类观、近现代西方民族观在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理论指引、思想奠基和借鉴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规律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的统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优秀民族观遗产与创新形成符合国人认知体系的中华民族思想的统一;积极借鉴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有益成果与形成符合现当代时代特点的中华民族思想的统一。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逻辑有力地推动着党的中华民族观对于社会实践的整合。

积极老龄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

中国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老有所终”的敬老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老文化、“老当益壮”的养老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积极老龄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老龄观,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强化老龄工作保障、营造良好的爱老社会氛围。新时代孝亲敬老要在全社会重塑“老”和“老年人”的基本意涵与社会价值,积极引导老年人自身保持独立意志,树立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促进老年群体在社会中做出新贡献。

中华民族的“内天下”观:概念、维度与实践

“天下”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自在”形式,本文从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天赐地理空间出发,讨论“天下”地理空间的内部性、人文空间的“内聚性”以及“内聚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形容为“漩涡内聚”。“内天下”之下必然导致族类及其文化的明显差异,如何化解这种明显差异产生的张力?如何让“五方之民”在“天下”共存共在?需要适应“内天下”状态的观念之形成,并且要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内天下”观的形成和成熟促成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一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属性;二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化进程。内聚属性与“天下”的“漩涡内聚”效应及观念相关,而“内聚化”则是“内天下”观的实践过程,其最高目标和成果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实现“天下”一体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天下”观的统摄下,形成化解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各种方法,实现“夏夷互变”“声教”定“天下”“化异为和”等。“内天下”观是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根基。

中华民族观视域下马加的抗战文学书写

满族作家马加很早就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在马加现代时期的创作中,抗战书写是其文学创作的重心。纵观马加的抗战书写,中华民族观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反帝抗战是马加抗战书写的重心,这揭示出马加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具有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抗战书写中,阶级特性是其中的显著特色之一,这是马加接受中华民族观的重要视域;同时,抗战书写还与现代乡村革命密切结合,由此显示出马加对中华民族新进程中乡村变革作用的深切体悟。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是费孝通在长期研究和调查基础上提出,并且不断阐释的关于民族的观点。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其学术渊源与费孝通早年学术思想形成、自我学术反思密切相关,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族历史转向、民族调查研究经历。我国多民族交错杂居现象,促使费孝通从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转而将民族理论研究提升到对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层面。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学术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过程阐释与田野调查分析。

百年复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探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初心使命。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强国事业的征程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地位、结构与属性,不懈探索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实践道路,最终凝聚汇总成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观的系列理论成果。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人在推进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复兴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激发和凝聚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而共同奋斗,对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华民族观的影响

中华民族观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关节点,不仅代表着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更代表着通过本次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让中国各民族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下找到了救国新思路、发展新方向,在思想观念上去除了旧有的“华夷之辨”,走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困境,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最前面,主张民族团结,鼓励和支持被压迫各民族进行斗争,让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民身份更加认同,推进各族人民完成从民族到中华民族的观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