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郑玄之“以《诗》为法”论

董仲舒提出的“以《诗》为法”(将《诗》作为人们言行的法则)之用《诗》理念为汉人所接受,为汉人用《诗》方式。郑玄对之做了细致的阐发,特别是从“孔子删诗”角度将董仲舒的“以《诗》为法”转变为“孔子‘以《诗》为法’”,极大地拓展了“以《诗》为法”的内涵,并将此用《诗》理念发展为《诗》学诠释观,将之用于《诗经》作品的诠释。此说得到孔颖达《毛诗正义》等学者的接受。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

以《诗》入诗:王闿运诗歌的经学实践

王闿运论学主张通经致用。在王闿运的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存在一种致用意识。王氏为数较多的引《诗》入诗之作正是这种意识的实践。王闿运引《诗》入诗之作移花接木,别具匠心,成为他主张的因道通诗、以诗达道的典范之作,对后世有重要意义。

《朱子语类》论《诗经》

《朱子语类》第八十、八十一卷，记录了朱熹有关《诗经》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有对《诗序》的评价，有对“六义”的辨析，有对具体作品的诠释，不乏精辟之见。特别是有些晚年定论，对《诗集传》多所补正，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对《语类》的具体内容及其学术地位。

论朱熹《诗集传》之“淫诗说”

朱熹的《诗集传》一书,是朱熹受有宋一代疑古思辩之风影响,继欧阳修、苏辙、郑樵三氏开《诗经》学怀疑派之先河后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书虽每间采毛、郑之旧说,“也还有几分道气”(傅斯年《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但却坚持自己《诗》、《序》相分,以《诗》说《诗》的原则,不把诗和史妄加牵合。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中論》引詩與漢魏之際的《詩經》學

《中論》引《詩》約47次,以《雅》、《頌》爲主。徐幹在書中發揚了荀子等儒家諸子"以《詩》爲教"的傳統,體現了他在漢魏之際的亂世中企圖借助《詩經》的美刺作用來光大自己傾注到《中論》中的經世致用理想。據今傳文本看,《中論》所用詩説以毛爲主,輔以韓、魯及其他雜説。《中論》引詩不主一家詩説,而陳喬樅、王先謙都以《中論》證《魯詩》義,馬瑞辰以爲《中論》引詩多出韓説,都不免失之偏頗。諸家詩説並用的現象也出現在東漢末年的其他幾部子書當中,既可見出諸子引詩用詩的開放態度,也可見漢魏之際《詩經》傳授的百家争鳴盛況之一斑。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蔡方鹿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对东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

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唐前屈骚批评的转变及其意义

屈骚批评从汉人开端之后千年不绝,在这历时悠久的批评历史里,其批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这种丰富性很鲜明地体现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屈骚批评内容的多次发展和转变上。两汉到南朝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转变,我们将之简单归纳为: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这次转变,不仅使屈骚批评的内容发生根本改变,呈现出与汉代屈骚批评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而且意义重大,对以后的《楚辞》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诗》说《诗》”与“以《序》解《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基本原则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以《诗》说《诗》'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朱熹对'以《序》解《诗》'的辩论之上的。文章着重从朱熹对《毛序》主要弊端的辩驳,阐释了朱熹是如何建构其'以《诗》说《诗》'原则的。'以《诗》说《诗》'不只是一个《诗经》诠释的原则问题,更是一个主体审美精神张扬,'还原'审美意蕴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朱熹“以《诗》说《诗》”之经典还原论及其意义

朱熹摆脱汉儒说《诗》的理论束缚,以文学的眼光来研读《诗经》,为中国《诗》学打开新一个新的局面。他重视《诗》之文本的独立自足和诗篇内容的整体性,强调《诗》含'情性'以及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对于解释《诗经》,朱熹提出了'以《诗》言《诗》'、'以己意迎取作者之意'、'通全章而论之'、'熟读涵味'等回归文本的特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文本的循环解释、文本的审美活动等解释《诗经》的方法。朱熹认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而解《诗》必须首先充分尊重本文的独立自主性,且对《诗》本文的理解离不开对本文的全体与部分的理解,或从整体解释部分,或从部分解释全体,也就是必须对作品整体有全盘的理解。至于欲求《诗》之'兴',还原《诗》之本义,则非'讽诵涵咏''熟读玩味'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