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的"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

一般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却是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传》"以义解经",以为"义"之所在可从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来窥探。一方面《公羊传》有还原倾向,旨在探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表现为尊圣宗经原道;另一方面又有生成倾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旨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历史、道德理想。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特质发微

现代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是"拨乱反正"的道德书、"改制立法"的政治书、"托事明义"的义理书、"讥刺贬绝"的批判书、"经世致用"的实践书。尽管《公羊传》不如后世公羊家说得如此全面,但其"解经探义"的索隐特性、批判风格、立法精神、权变意识与经世取向还是具体而微。回归元典《春秋》和《公羊传》,围绕两者之间的解释和被解释关系,揭示《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独特品性,探求公羊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经典源头,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学和准确把握公羊学精神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