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

书法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从书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知识分子中的普遍重视和普及程度等各方面看,清代是历史上又一个高峰。在帝王家,从顺治皇帝'亲摹文敏书千幅',开一代重书风尚,到康雍乾于书各得其擅。清初宗王、尊董,有为稳固清朝统治的政治因素。官文书标准化是清朝完善典制措施之一,旨在提高行政效率。奏折规制借鉴汉代以降'尺牍'之制,奏折书法充分吸收借鉴王羲之为代表的前代书法艺术成果。康、雍起不同程度存在'以书取士'之风,此法始自唐代,唐代也是楷书大行其道,而书法也盛极于唐,可见'以书取士'、'务期端楷'并非书法衰落之因。历史上'馆阁体'多指文体而非书体,以之指称书法实属移花接木。

書法秩序精神與唐人尚法

書法秩序精神源出于西周禮樂文化,書法作爲文化的象徵,亦自此始。秩序爲禮樂文化的特質,在文字爲規範,在書法爲法度,西周正體大篆的演進成熟與《史籀篇》字書的頒行,即其産物。其後秦始皇書同文字,頒行小篆字書、漢承秦制以及作隸書寫本《急就篇》、續作草書寫本《急就章》、隸書正體化等近世書體演進,皆出于秩序的需求。秩序體現國家統一意志,并有制度、法令伴隨,秦漢書法秩序精神的實踐者多在文吏史職群體,漢晋南朝由清流士大夫引領風騷,以是秩序發生偏移。唐太宗尊王,科舉以書判取士,由名家踐行國家的統一意志,書法秩序精神遂上接周秦兩漢,猶盛于前。唐人尚法,與時尚中的書法教育、科舉密不可分,官楷和官樣成爲以書干禄的必備條件。同時,由于碑制增大,大楷乃至于擘窠大字的流行,使得筆法逐漸複雜起來,并影響到小篆和八分隸書,所謂尚法,趨勢也隨之明顯。後世在關注唐人尚法的同時,往往忽略刻石工藝、界格帶來的影響,例如墨迹與刻石書法的細微差異。有鑒于此,後人據傳拓和臨習體會總結出來的唐人尚法,兼有刻石工藝與後人的誤解,不盡出于唐人。唐代書論也可以提供相關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