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开发中的“以事为本”

当前,"以事为本"正成为课程开发的价值追求。一方面,课程不但应成为"事物本身"的摹本,以便让事物的本来面目向学生显现出来,而且应成为"事物敞开方式"的摹本,以便让学生掌握敞开事物本来面目的方式。另一方面,课程组织应故事化,课程在实质结构层面应以社会事务为组织中心,在形式结构层面则应以故事为表现形式。

“以事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一天，有位十多年前的学生——小学老师小张来找我，谈话问，讲述学校里发生能这样一桩失窃事件：

以人为本,还是以事为本?——建立良好效率氛围,提高企业管理绩效

我国加入WTO之后,如何提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管理绩效,已成为各界人士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对员工的工作心态的分析出发,指出以人为本和以领导意志为本是影响企业管理绩效的深层原因,提出建立以事为本的效率氛围,是提高管理绩效的一种可行方法。

《以事为本的课程理论》评介

《以事为本的课程理论》是杨道字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所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杨博士在杜威和陶行知的课程与教学思想中发现了已初见端倪的“以事为本的课程思想”：教育以人为本，人以事为本，课程即是“事”的世界，让人在“事”的世界中通过学习做事而不断地生成自我，不断地学会“成己”与“成物”。

以事传理,由文到法——《走一步,再走一步》教学视角探析

《走一步,再走一步》一文的写作特色在于“以事传理”,教学时可以结合这一写作特色采用由文到法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学得文章的写“事”方法,又能得到人生成长的“理”。本课的教学视角可以从以目标预设的具体性追求教学效益的实然性、以学习任务的关联性体现文本解读的独特性、以学习支架的支持性实现学习能力的进阶性三个角度切入,尝试将文本特点与课堂教学两者之间实现高度的有效融合。

如何理解“以事观之”——答王西平同志

本文着重对有关“事”的哲学意义的不同看法作出若干回应。“事”的考察首先涉及事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之所“作”,“事”并非凝固不变、仅仅以某种现成的形式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会经过一个从早年到晚年的过程一致,人所作之事也存在相应变化。同时,尽管事在因人而作这一意义上不同于本然之物,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事非凭空而起,而是以物为对象;物则通过人之所作而进入事,由此扬弃其本然形态。作为“物”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日光、空气”等自然对象与人的互动,也应作具体分析。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空气、阳光等自然对象之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涉及新陈代谢意义上的自然之维,而且也与人的多样活动相关。就本然世界、实在世界、现实世界的分梳而言,所谓本然世界,主要指尚未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没有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为人所作用的存在;所谓实在世界,在宽泛意义上指不依赖人的存在;所谓现实世界,则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人所作用,并对人呈现多重意义的存在。进一步看,需要区分形而上层面的逻辑论述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假说,哲学应以科学为根据,但不宜还原为科学。

做事的伦理之道——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

传统伦理学的几个主要理论方向都带有某种以道观之的倾向。规范论、德性论和元伦理学对伦理学都做出了各自富有特色的理论表述。如何使传统伦理学的不同理论倾向得到统一,真正从人性发展需要的角度激活传统伦理学,为人们的伦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必须探寻伦理学的话语转向。具体形上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创新。其以事观之的理论视角为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鉴。从以道观之转向以事观之,可以在人之做事的层面为当代伦理学找到理论和实践落实的具体路径。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杨国荣教授访谈

以事观之,主要是从"事"这一角度出发来对人和世界加以理解,而不是对"事"本身做出某种终极的哲学论述。现实世界与真实存在的生成过程,与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人所作的多样之事--无法相分。西方没有类似"事"这样的概念,这表明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中国哲学包含不少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概念,后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就意识层面而言,作为意识主体的自我和作为反观对象的自我之间的关联,实在地发生于做事过程。在事的展开过程中,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做事既需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从事的角度来看,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不同特点。道家以自然为第一原则,主张"为无为",儒家则更重视参与活动的合目的性。从事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既着眼于大的哲学问题,也关注于伦理学、语言哲学等具体领域的思考。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以事立案”模式研究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是一种典型的立案难、侦破难、取证难的"三难"案件。该类犯罪案件因其多数罪名都是结果犯,犯罪事实容易暴露,但该类犯罪责任分散,犯罪嫌疑人不易锁定。针对这些特点,检察机关应转变传统的单纯"以人立案"的做法,积极探索"以事立案"模式,切实确立"以事立案"为主,"以人立案"为辅的综合立案模式。"以事立案"模式是提高侦查效率、降低办案风险的内在要求,是促进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的关键。运用"以事立案"要确立一条立案原则、把握两个立案条件和掌握三种立案技巧。

以事写人 形随事赋——元好问碑志文写人艺术探微

"以事写人"是元好问碑志文的重要特色。元好问碑志文结合人物主要行状事迹,选取典型事件,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在处理与多个人物相关的事件时,采取篇与篇之间互文见异的方法取舍安排材料,不但成功地叙写了人物,而且使其碑志文史料的含量大大增加。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以事立案”

"以人立案"是我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常用的侦查启动模式,在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职务犯罪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增强,侦查难度增加,这种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以事立案"作为与此对应的一种侦查启动模式,能够扩大线索案源、排除外界干扰、减少办案阻力。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尝试运用"以事立案",使其与"以人立案"相得益彰。

《公羊传》以事解经及叙事特征探析

《公羊传》是经学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义解经",除了直接以说理议论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外,《公羊传》还通过叙事来解经。但是,《公羊传》叙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还原历史事实,而是为解说《春秋》经义服务,并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诠释,这也是导致《公羊传》所记事件细节与《左传》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相比《左传》,《公羊传》叙事有其特征,对后世小说叙事也有较大影响。

经典解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的"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

浅谈如何写好以事系人——以《黑龙江省志·农垦志(1986～2005)》为例

以事系人是指在记述事物发生、发展、变化时写出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系人的目的仍是为写事,即通过人的活动更好地反映事业状况。正确地运用"以事系人",对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以《黑龙江农垦农垦志》例,从认识以系事人的作用、系何人、系人的方法三方面入手,浅谈如何写好"以事系人",给人以启迪。

从《一对一》看澳门小说的叙事风格

澳门小说向来以写实为主流,近年来,在叙事风格上有新的拓展。小说集《一对一》收集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代表了澳门文学的两类迥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述者、叙述话语等。考察两位作家的叙事文本,以探讨澳门小说的叙述模式及其发展的新趋向。

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

纪事本末体既是史书编纂体裁,也是《春秋》经解的重要创作形式。结合学术史与文献著录来看,《春秋》纪事本末体大致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属辞比事"、唐宋时期的"事迹类编"、两宋之际纪事本末体裁创始、元明时期本末体持续发展、清代"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等环节。在每一环节中,《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能够紧扣经学主题,形成有别于史学著作的鲜明特点。它们共同说明,一个独立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之外的"经解序列"确实存在。对这一序列进行探究,有助于考察《春秋》学以事解经的手法,能够更具体地研究经学在宋清之际的转变,还可以对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提出更丰富、更完备的新解释。

提高管事管人能力 促进地税事业发展

俗话说：“事在人为”、“成事在人”。这说明任何事都是靠一定的人去完成的，任何人也总是与一定的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充分发挥地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地税工作的各项事情做好，这是我们全体地税人共同期盼的美好发展愿景。客观地说，地税事业经过十一年多的发展，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地税工作中的人、事上的岗责不清、优劣不辩、奖罚不明等现象也成为制约地税事业长足发展的瓶颈。如何提高管人管事能力，促进地税事业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在实践工作中要强化对地税“事”的“硬性“管理和对地税“人”的“软性”管理，实现以人为本和以事为本的有机融合，以利相互促进，科学而和谐发展，让地税事业不断上层次、上水平、上台阶。

以事行道——基于泰州学派的考察

以“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来划分理学的两种形态,并将王学以及作为王门后学的泰州学派作为“觉民行道”的主要范例,构成了余英时考察宋明理学的重要之点。然而,这一看法并不合乎思想的实际演化过程。以泰州学派而言,其重要特点首先体现于把“事”和“道”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正是“日用即道”,而非“得君行道”或“觉民行道”,构成了儒家的重要传统,明代王学包括泰州心学的重要特点,在于上承和突出了这一传统,并由此进而提出“以事行道”。在泰州学派那里,“以事行道”不仅涉及日用常行,而且关乎广义的经世活动,后者既包括人和对象的相互作用,也指向社会治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以事行道”以人为行事主体,肯定“以事行道”,在逻辑上也包含着对人的作用的关注,后者体现于泰州学派所提出的“造命由我”观念。对主体力量的注重,逻辑地导向对自我的理解和定位。在“淮南格物说”“明哲保身论”之中,泰州学派这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后者可以视为“以事行道”的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