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三教 以儒为本——论《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是"混合三教,以儒为本"。三教的思想与内容在《封神演义》中呈现为混合杂陈的状态,但其思想的根本却是正统儒家思想。其主要表现便是对儒家的革命思想、忠孝思想和仁政思想的认同,且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混合三教"是该书民间叙事特征的反映,"以儒为本"是该书正统叙事特征的反映。编者"奇正并存,执正驭奇"的叙事策略是这一整体文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以儒为本:邓显麒《梦虹奏议》价值内核分析

邓显麒为人忠直,为官期间,敢于直谏,先后几十次上疏,对大小朝政提出批评和建议,被后世誉为忠谏名臣。死后,其奏疏被后代整理成书稿,名为《梦虹奏议》,刊行于世。《梦虹奏议》内容涉及选官、科举、财政、边防、赈济等方面,其中贯穿着"以儒为本"这一价值内核。《梦虹奏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一部珍贵的史料。

僧服儒心 ,以儒为本——记王朝鼎革与学术转型中的屈大均

屈大均是易代之际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逃禅、归儒、从军、著述是与王朝鼎革、学术转型分不开的。贯穿他一生,指导他行动的则是他的儒生情结。他的前半生为抗清奔走呐喊,后半生则为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民族精神而著书立说,以存史为存明。

以儒为本,以侠为辅——张咏政治思想探析

北宋名臣张咏,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文武全才,以其政治功绩闻名于当朝和后世。他是一位有着侠士面目,却又有着儒士形象的文臣,其政治思想以儒为本,以俠的方式辅以行世。通过对张咏生平及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探析其政治思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为:以儒为本,以侠为辅。

林文庆“以儒为本”办学活动研究(1921—1937年)

1921—1937年,南洋华人林文庆接受陈嘉庚邀请,担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达16年。于此时期,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西化”思想在中国社会曾一度盛行,而林文庆却以儒家思想为厦门大学的教育基石,并付诸具体实践。面对“以儒为本”引发的风波,一方面,林文庆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整顿校风,开展办学调试;另一方面,他翻译《离骚》阐明传统价值,坚守复兴儒家思想的信念。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林文庆坚守传统、平衡中西的做法塑造出一所具备儒家思想底蕴的现代化大学。时至今日,重温林文庆“以儒为本”的办学活动,有助于反思大学模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精神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坚持大学之道,重视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职能;有助于倡导大学精神,开展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教育。

“东国儒宗”崔致远的佛学阐释

崔致远生于新罗时期,少年时期入唐求学,曾在唐朝为官,后因依附的淮南幕府混乱而回国。崔致远归国后曾一度得到重用,后在真圣女王统治时遭受排挤,最终归隐伽倻山海印寺。崔致远文学创作体裁多样,诗文俱佳。受到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他的诗文中蕴含着浓厚的佛禅气息。这其中有对清幽禅境的呈现,随着对佛法体悟的深入,诗歌更体现出物我一如的圆融之境,并流露出对佛门清净之地的向往。崔致远虽最终皈依佛门,但无论是在唐朝为官之时,还是回到新罗之后,他都秉持儒释融合、以儒为统的佛教观。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

中国伊斯兰学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明清之际发生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儒化”及云南学派在中国“回儒对话”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开展“回儒对话”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和平友好对话的范例。

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以周敦颐为例,兼谈《爱莲说》儒道意蕴

文章回顾了中国传统经学至北宋的发展简历,简要概括了周敦颐以儒为主,兼及佛道,三教合一,奠定北宋理学基础的治学经历及辉煌成果,析出了《爱莲说》的经学意蕴,肯定地认为周子的经学成果具有历史性的积极功用。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论唐代文人的儒侠互补意识

在唐代,儒侠互补是文人普遍的意识。但它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初盛唐时期侠的意识占据上风,以侠对儒的主动补益为主,文人积极地、有意识地延侠入儒、以侠补儒。这种内儒外侠的形式,确保了文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的平衡;中晚唐时期,侠风变质,儒家意识得到加强,以儒对侠的改造为主,文人不断引儒改侠、以儒并侠,李德裕义化侠的出现是唐人改造的最终结果,从此侠文化也走向没落。

以儒释伊和以伊释儒的有机结合——对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的一种理解

以儒释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了宋儒的语词和概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些语词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三是这些语词、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使伊斯兰教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以伊释儒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所借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涵进行改造;二是这种改造基于伊儒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儒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三是这种改造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伊儒思想的异同严格区分,对儒学面对的问题适度同情,对儒学的整体思想全面观照,则是王岱舆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

“以儒饰吏”为何独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阶层及其文化身份认同

元代以吏治国,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士由科举及第入仕为官的道路被阻断,纷纷加入由吏入仕的行列,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儒吏阶层,使得"以儒饰吏"在元代的文人叙述中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以儒饰吏"的广泛使用,是儒吏阶层文化身份认同的产物,也反映了元代独特政治环境下主流知识层对"儒"的社会功用和终极价值原则的深刻反思。

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人性论与“以儒诠经”

对人性的探讨是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论题,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们以伊斯兰教经典为据,参照宋明理学对人性研究的新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性命观。中国穆斯林学者把人性划分为“真性”和“禀性”,认为“真性”是人性的本质存在,人性本善,而“禀性”则是导致人为恶的根源;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身、清心、尽性”的功修之路,成为“人极”。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哲学的本土化,客观上消除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

当代儒商的宗旨与使命

当代儒商的宗旨是"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使命是"以儒促商,以商兴儒"。所谓"道创财富",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就是商界的"君子",其职责就是运用儒家商道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所谓"德济天下",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商就是商界的"志士",平时要修养品德立身于世,经营企业则要担负起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所谓"以儒促商",就是将传统的儒家治国之道转化成现代企业的治理智慧,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长治久安。所谓"以商兴儒",就是深入探索"企业儒学"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升华,反哺儒学,推动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儒化术:程朱学派视域下的术数——以程朱、蔡元定为中心

儒学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而术数被划为大众文化的小传统,历来被严重低估。宋代是高扬儒学主旋律的时期,以二程、朱熹和蔡元定为代表的程朱学派,有鉴于当时社会术数大行其道的境况,他们对术数不仅没有加以排斥,而且上承孔子＂以儒化术＂的方法,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创造性地实现了用儒学改造术数的目的。

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兼释他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燕京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楚材少怀壮志;及长,博学多材,志度宏远,魄力不凡。原为金朝燕京左右司员外郎,后被成吉思汗召用。窝阔台即汗位后颇受信任,官至中书令即宰相,辅佐太宗,为汗国的巩固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成为一代名臣。不仅如此,他还是位很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歌有593首留传下来,其中,多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一定的水平,是我国文学遗产中不可缺遗的部分(见拙文《契丹旗杰出的诗人耶律楚材》)。因为这个人物既属蒙古史的范围,又属契丹史的范围。所以通过对他的研究,非但可以加深对楚材的认识,而且又能提供一些辽亡后契丹族变化的情况,进而也有助于从另一方面了解蒙古汗国的历史面貌。 中外史学工作者已从许多方面对耶律楚材做过论述,这些对于深入了解这个历史人物颇有助益。本文拟就耶律楚材的思想,以及与之有关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谈些看法,以求教于读者。

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以儒排术:司马光的术数观

司马光作为一代名儒,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旨归。面对当时大行其道的术数现象,他秉持儒家的孝葬思想,对假"奉先"之义而行"荫后"之利的堪舆术,予以排斥。对于具有"神道设教"的天文星占,他基于"治统"与"道统"的政治考量,虽然表面上予以支持,实则在天人相分思潮的影响下,也是欲将天文星占的术数因子排除出儒学之外。通过司马光堪舆观、星占观之"一斑",而可窥其术数观之"全豹",即"以儒排术"的术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