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仁”“公”关系的体用之辩--兼论与程颐“以公言仁”说之异同

面对佛老二学的挑战与重建仁学传统的要求,朱熹针对程颐“以公言仁”说,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性体层面诠释了“公”为“仁体”之显现。“公”自“理”出“,仁体”只有具备“公”的性质去除私欲,才能推至天下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德性理想。朱熹从工夫层面入手,诠释了“公”为“仁体”实现之方,要重视“克己”之实践进路,试使仁之公理内化于人自身之中。沿此条路径出发,朱熹最终将“公”落实到了具体的道德主体--人,以仁之恻隐之心合公之公理,补充了程颐思想中的理论缺口,以体用兼备的整合视角,完成了“仁”与“公”的相统一。

理学“以公言仁”的理论实质及其现代价值

“以公言仁”诊诠释出理学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宋儒程颐直言“公最近仁”,而程颢与阳明言仁皆可上溯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共同体思想。朱子则将万物同一性诉诸于“理”的终极实在,将“仁”诠释为万物皆备之“公共底道理”,并导向存天理之公与去人欲之私的修身工夫,及至王阳明将仁阐发为能断是非善恶的价值尺度。从朱、王对北宋仁论的回应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道学在处理美德与正义的关系中隐含的理论脉络,即由“以公言仁”所展现出的普适义和不偏私的公正性。这贯通了对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至道学“万物一体”的理解,其实质不仅在于说“理”也在于言“仁”。“仁”的公共性特征与普遍性意义的开显丰富了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论程颐“以公言仁”的政治向度——以王安石公义政治观为参照

程颐通过“以公言仁”将“仁”与“公”直接关联起来,以“仁公”取代“义公”,以“仁”摄“义”,取消“义”对“仁”的支配性。这重建了“仁”尤其是“亲亲”之公共性和根本性,改变了旧有公私话语中公义的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其家国论的构建不同于王安石的公义政治观:第一,家而非国才是共同体秩序得以生发的根本,是以组织家国之法在于以宗法联合万家,而治国之方则是修德而后“由身及家而治”;第二,国家干预私家之行为必须以维护家庭人伦和谐为目的才具有合法性;第三,在处理家国冲突时,要兼顾忠孝恩义,并以门内人伦为重。

儒家可以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吗?

面对AI等新技术问题,儒家虽不专注技术细节,但可凭借其丰富的技术思想资源提供文化直觉。从“德性”视角看,AI的“公义”效果并不源于对人类的情感关怀,而是基于逻辑与物理规则。AI缺乏“仁”的基础,故其特性与功用是不定的,需要我们从工具视角审视其应用与局限。从“本体”视角看,儒家提倡“身心合一”以解决复杂体问题,而非仅关注心智一端。自工业系统来讲,AI的“身体”与“心智”互相影响,调试AI需要社会整体协同。从“人器之辨”的视角看,儒家认为人与器用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一贯”。AI虽具备多种功能,但缺乏人类的灵活适应和自我反省能力。专用AI在多领域间的切换依赖人为调试,而通用AI的实现仍在探索中,未来,我们是否能赋予AI以人类的“一贯”能力,尚未可知。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