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 ,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法家重刑思想浅析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厚赏重罚 ,刑多赏少 ;轻罪重刑 ,以刑去刑 ;不赦不宥 ,刑人必得 ;族刑连坐四个方面。造成法家重刑思想的原因 :一、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 ;三、法定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从而得出法家重刑思想既有强调刑罚适用的普遍性、严肃性积极的一面 ,同时又有其过于夸大暴力强制作用 ;把法律理解为治民、防民之具 ;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法家司法思想探微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法家的司法思想,认为法家司法思想的理论根据是所谓"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司法的基本要素是明法(通晓法律、司法严明)、尊法(尊重法律、树立司法权威)、慎法(谨慎适用法律)和奉法(严格依法从事司法活动)等;对司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是"破私任法";司法的基本目标是"以刑去刑"。尽管法家对司法问题的论述不无偏颇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中某些观点也不无借鉴意义。

论《韩非子》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论《韩非子》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吴显庆《韩非子》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思想，又吸取和综合了辩证法较丰富的老子和荀子的学说，因而此书不少政治理论具有明显的辩证性质。研究《韩非子》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不但可以挖掘其理论中以往未予注意，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

“刑期于无刑”思想的社会价值

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的政策,而儒家主张“以德去刑”的政策。“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的经验。

韩非“不务德而务法”思想浅探

本文着重探讨了韩非关于“不务德而务法”思想的论述,指出韩非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来论证了他的观点,并认为他的“不务德而务法”思想包含着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观点,比如在利益对立的社会中应该厉行法治的观点,通过法治来保证畤道德观念向道德实践的转化的观点,强调道德激励机制的观点等,这些思想均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因而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思想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以使“古为今用”。

论商鞅的法治思想及其影响

商鞅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在先秦法家学说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全面总结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法治学说。商鞅的法治学说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耕战政策为手段并强调刑罚的作用,使秦国迅速走向了集权统治的道路并强大起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对商鞅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战国 ,儒墨道法 ,百家争鸣 ,百化齐放。其中法学派主要代表商鞅、韩非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这一时期法学思想的基础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韩非和商鞅法治思想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前后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特别是法治基础上的“法、势、术”的关系。

李悝及其法律思想

战国时代的李悝(又称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法律方面的建树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平准书》说: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 由此来看,李克俨然是一位时代的先躯,其业绩为秦始皇平定群雄建立统一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论韩非对商鞅重刑思想的发展

商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韩非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进而强调“求过不求善”,严刑重罚。这一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成为了秦代最重要的治国手段。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法律思想的确立,重刑思想逐步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所取代,但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儒家思想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治国思想。

法治主义与权术主义——《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比较分析

读了《商君书》,又读《韩非子》,觉得有两个问题先应该明确一下:一是《商君书》核心在“法”,通过法治而富国强兵,《韩非子》核心在“术”,通过权术来巩固君权;二是两本书都是为君王谋划,倡议通过“法”或“术”督察臣吏去管理百姓.此两点是理解这两本书的关键,下文以此为基点试作比较分析.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发展与完善

一、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萌芽和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基本上是没有未成年人的观念的，更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系统规定；直到汉代才出现了“恤幼”思想；明代的监狱制度中的某些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关爱，如对未成年犯予以单独关押。从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社会刑法的指导思想是“以刑去刑”、“重典治世”，对未成年犯的处刑仅停留在“恤幼”的层面，并没有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治。

德治与法治的互相渗透是中国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国际上公认的。那么它的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一般的说法,是指它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还有什么地大物博,富有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等等。一个文明的国度当然不能少了这些内涵。但是就中国社会这个具体对象来说,仅知道这些,还不足以认识它的文明之所在。我们必须努力找出它与兄弟文明国家最本质的区别点,也就是它的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论法家重刑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刑罚轻重的借鉴意义

本文阐述了法家"轻罪重刑"、"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及其具体表现,并剖析了作为其重刑思想之理论基础的"性恶论"。在此基础上,进而反思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刑罚轻重之选择问题,认为应当借鉴历史经验,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现实实践,改变目前刑法的重刑倾向,提倡"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真正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