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理于史 以史促思——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印刷术》为例谈科学史的教学策略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了“引入科学史的素材,帮助学生体会科学本质”的教学建议。以教科版《科学》六年级上册《推动社会发展的印刷术》一课为例,教师应在解读教材,确定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基于“寓理于史,以史促思”的教学理念开展科学史教学,以避免科学史教学的片面化与简单化,充分发挥科学史的教学价值。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 ,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 ,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 ,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 ,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 ,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 ,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 ,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 。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日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诗史”之誉和“以史证诗”

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文学和历史紧紧姻联。历史，记录政治人事的兴废盛衰，究天人之际，察人文之变；文学，发抒一人之心，一时之慨，描写一段世情世相。中国文化中，个人产生于历史，并在参与历史的活动中确立价值。人生和文化合一，文学和历史合一。文学和历史偕同支...

坚持以史导论 实现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着眼于政史结合,坚持以史导论、以史为鉴,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眼光看问题,从而逐步树立历史的观点,涵养历史思维,以实现价值引领。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实践中,进行历史进程回顾,与时俱进话发展;通过历史事件回放,辩证分析话沧桑;巧用历史故事演绎,抽丝剥茧话实质,从而引导学生自觉汲取历史智慧,坚定"四个自信",激发奋进力量,增强革命情怀和担当精神,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中国人。

李壁《王荆公诗注》与“以史证诗”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博采众家之长。李注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外,还受宋代学者崇尚治史风气的影响,运用"以史证诗"方法解释诗意。李注的解题,运用史料考证引发诗人创作的事因,或详释人物的生平事迹,以此解释诗篇的意旨;李注的释句,根据有关史料以印证诗句中的内容,并补充更多的细节,解释了用"赋"、用"比兴"、用典等各类诗句的意义。李壁还考证了部分诗歌的创作时间,并由此推证了诗意。

以史证诗:对文本提问方式的一种寻求——关于陈寅恪诗学研究方法的当代理论意义

陈寅恪"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方法通过对诗歌文本提问方式的一种刻意寻求,对于当前"酷评"流行时代的文艺批评现状有着十分现实的理论意义。

以史证易与史事易学二三说

以史证易的易与史相对待和分殊,表明易学各家在以史证易学术活动中的学术分野。史事易学在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中反映的“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的精神和由此征得的历史发展的矢量,简言之,它在理学的“显微无间、体用一源”的范式中,展示了《周易》“用”的方面。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易学的代表显然做足了这方面的文章,因而分宗立派。

以史证易学派易学普适化的学术努力及其关注

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弘成了易学“两派六宗”之一的以史证易学派，其活动迨至清代以降。这一学派的学术关联却一直仁者见仁，各有表述。尽管朱伯鬼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专门谈到杨万里“引史证经”的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但没有引起后学者足够的重视，因此，“接着讲”几乎中断。如何发见以史证易学派易学普适化的学术努力及其关注，是需要开端引路之处。“惟此派易学在研究方法上仍有讨论之空间”，它的学术指归与努力和殊胜的史案元典分布，都勾勒出了该派在易学普适化方面的学术途经与主要着力点。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略论胡宏“以史证经”的易学思想

南宋胡宏作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致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性本论以及经史结合的观点对湖湘学派影响深远。他的《易外传》,以历史事实来解释易学文化,在南宋的＂史事派＂易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史证经＂既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又需要深厚的经学知识,研究胡宏的易学思想,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姚文燮《昌谷集注》的“以史注诗”

姚文燮是清初有名的诗注家,他在他著名的《昌谷集注》中采用了一种“以史注诗”的文本解读方法。其实,他的“以史注诗”就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文本存在的“情节化操作”即建构来服务于文学文本。其主观意图就是通过史料的解释、发挥来重塑李贺,进而完善自己的价值取向,营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为自己的精神在清初思想的大混乱中赢得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姚文燮的“以史注诗”就是力图在历史背景里对文学文本进行挖掘,从而找出所谓的“意义”。他这种极具功利性的行为壅塞了李贺诗歌的审美空间,消解了李贺诗歌的想像层面。

鉴古观今,以史为镜

"以史为镜"历史学习方法的提出意在通过学习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帮助学生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达到鉴古观今、资政育人的目的。本文以唐代的历史事件为线索,逐步探讨历史是如何用自己的脉络来向后人传达信息的。

从“以史附经”到史部确立

受汉代宗经尊儒思想的深刻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直承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以《史记》附《春秋》";《隋书.经籍志》借鉴了班固的分类方法,参照魏晋以来各家书目的分类情况,结合魏晋至隋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将史类书籍独立列部并设十三小类,明确了"史部"概念,确立了史部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地位。

以史证诗,以史证文——欣读孙望先生《蜗叟杂稿》

你相信吗,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原来就是大诗人元稹?——《会真记》同《游仙窟有何关系?——《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就是王凝吗?——别人对皇帝越忠,官就升得越高,而杜甫则反是,为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蜗叟的《杂稿》都能给环满意的解答。蜗叟谓谁?金陵孙望先生也。

“以史注《易》”与“以《易》言史”——干宝《周易注》的史家本色

干宝《周易注》大量运用“以史注《易》”的方法,其背后的成因值得深思。当时文人的主要工作是论证晋朝存在的正统性,为晋元帝以臣代君事件寻找合理性。干宝《周易注》即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作,其以汤武革命代指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以晋元帝比拟周公,并在注文中揭示文王、周公之于武王、成王政权的根源作用,借《周易》中所蕴含的“天人相应”“以德配天”的思想,找到“德”这一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媒介,以此确立晋朝与晋元帝的合法地位。

论钱锺书诗学批评中的“以史证诗”--以《宋诗选注》为中心

钱锺书对于“以史证诗”虽然多有批评,但其学术研究中却多有采用之者,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诗选注》之中。《宋诗选注》中的这些“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在思想理路和实践层面上显示了“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的活力和价值——即“以史证诗”不仅仅只是通过历史史实的考据证明诗歌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亦可反向释证诗歌的艺术虚构性,阐明诗人的隐含的现实寓意。钱锺书的“以史证诗”所展示的以文学为本的学术品格对中国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