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公诰命之“以史证论”与其历史理性主义精神

"以史证论"——即以史事来证明文章的论点,这一之前并不多见的文学手法,在周公存留在《尚书》中的文诰里常常被多次地、反复地使用,是他在行文上的一大独到之处。本文试从这一特征入手,深入发掘其在文本中的表现特性,剖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即作者思想上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不但"以史证论"的频频运用在中国文体学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其所蕴含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日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

"诗史"说及诗史互证是杜甫诗歌研究经常使用的术语,随着时代演进及艺术规律探讨的深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却少有明确界定和认识。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史结合及杜诗研究史的角度,试图厘清"诗史"说的具体义项,并对杜诗阐释史中"以史证诗"的局限进行考察,认为"以诗证史"是史家所擅长而非注家应有之义。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诗史”之誉和“以史证诗”

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文学和历史紧紧姻联。历史，记录政治人事的兴废盛衰，究天人之际，察人文之变；文学，发抒一人之心，一时之慨，描写一段世情世相。中国文化中，个人产生于历史，并在参与历史的活动中确立价值。人生和文化合一，文学和历史合一。文学和历史偕同支...

李壁《王荆公诗注》与“以史证诗”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博采众家之长。李注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外,还受宋代学者崇尚治史风气的影响,运用"以史证诗"方法解释诗意。李注的解题,运用史料考证引发诗人创作的事因,或详释人物的生平事迹,以此解释诗篇的意旨;李注的释句,根据有关史料以印证诗句中的内容,并补充更多的细节,解释了用"赋"、用"比兴"、用典等各类诗句的意义。李壁还考证了部分诗歌的创作时间,并由此推证了诗意。

以史证诗:对文本提问方式的一种寻求——关于陈寅恪诗学研究方法的当代理论意义

陈寅恪"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方法通过对诗歌文本提问方式的一种刻意寻求,对于当前"酷评"流行时代的文艺批评现状有着十分现实的理论意义。

以史证易与史事易学二三说

以史证易的易与史相对待和分殊,表明易学各家在以史证易学术活动中的学术分野。史事易学在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中反映的“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的精神和由此征得的历史发展的矢量,简言之,它在理学的“显微无间、体用一源”的范式中,展示了《周易》“用”的方面。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易学的代表显然做足了这方面的文章,因而分宗立派。

以史证易学派易学普适化的学术努力及其关注

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弘成了易学“两派六宗”之一的以史证易学派，其活动迨至清代以降。这一学派的学术关联却一直仁者见仁，各有表述。尽管朱伯鬼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专门谈到杨万里“引史证经”的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但没有引起后学者足够的重视，因此，“接着讲”几乎中断。如何发见以史证易学派易学普适化的学术努力及其关注，是需要开端引路之处。“惟此派易学在研究方法上仍有讨论之空间”，它的学术指归与努力和殊胜的史案元典分布，都勾勒出了该派在易学普适化方面的学术途经与主要着力点。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基于文物的史料实证素养培养

史料实证素养是通过严格的检验,获取可信史料,并据此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文物是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存,也是史料的重要依托。基于文物进行史料实证有助于揭开历史本真,培养学生历史学科素养。通过择史实证、以史证论、论从史出、质疑辨析等方式方法,培养和提升学生史料实证素养,这些方式不是孤立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些方式的引领中,不断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

略论胡宏“以史证经”的易学思想

南宋胡宏作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致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性本论以及经史结合的观点对湖湘学派影响深远。他的《易外传》,以历史事实来解释易学文化,在南宋的＂史事派＂易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史证经＂既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又需要深厚的经学知识,研究胡宏的易学思想,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以史证诗,以史证文——欣读孙望先生《蜗叟杂稿》

你相信吗,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原来就是大诗人元稹?——《会真记》同《游仙窟有何关系?——《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就是王凝吗?——别人对皇帝越忠,官就升得越高,而杜甫则反是,为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蜗叟的《杂稿》都能给环满意的解答。蜗叟谓谁?金陵孙望先生也。

论钱锺书诗学批评中的“以史证诗”--以《宋诗选注》为中心

钱锺书对于“以史证诗”虽然多有批评,但其学术研究中却多有采用之者,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诗选注》之中。《宋诗选注》中的这些“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在思想理路和实践层面上显示了“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的活力和价值——即“以史证诗”不仅仅只是通过历史史实的考据证明诗歌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亦可反向释证诗歌的艺术虚构性,阐明诗人的隐含的现实寓意。钱锺书的“以史证诗”所展示的以文学为本的学术品格对中国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

南宋的施宿为其父施元之及顾禧所撰《注东坡先生诗》补充了题注。题注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丰富了宋代诗注的诠释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从文化诗学的视角认知“诗史”

史料不等于历史真相,语境应包括精神领域,如气象、集体人格等等。文化诗学试图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与文学文本中呈现的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即现实与文学相互建构之关系。以此视角对杜诗做具体分析,显示了杜诗据实构虚的特点,及其反映历史本质之"真",同时体现诗人受现实感动的使自身"善"的因子得以升华,其创作过程便是其人性自我塑造的过程。二者结合深得史家"反思致用"、以史为鉴、建构未来之精义。理、事、情融一,充满人文精神,斯乃杜甫之为"诗史"。

杜诗学史中的《钱注杜诗》——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缘起

钱谦益推崇杜甫,将其学习心得陆续写成《读杜小笺二笺》,辑入《初学集》。明清易代后,嘱托来家坐馆的朱鹤龄补续成书,朱氏却增删内容,失其笺诗微旨,引起注杜之争,二人交恶。这促成《钱注杜诗》知人论世,精审周详,富有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并对宋以来杜诗学中曲解和附会杜诗,产生拨乱反正之功,为影响极大的杜诗注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