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批判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并因其政治属性而受到诸多国家推崇。理论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存在效力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以及制度霸权的特征。实践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的评判标准。南海仲裁裁决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替代国条款,这两个实例都揭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制度霸权与压制异己属性。推崇规则之治实为意图不遵守国际法,削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中国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国内法治建设过程中将国际法纳入考量,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积极践行国际法之治。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规则观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ILBIO)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BIO)引发了国际秩序规则观的争论。国际秩序规则观是国家对国际秩序规范基础的正当状态的认知和立场,其指向关于“世界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秩序承诺,在形式和内容上分别呈现整体性和根本性。规则观及其差异在国际法的层次结构中展开,“秩序规则”和“承认规则”是规则观争论的焦点。从理论上看,ILBIO规则观遵循秩序权力的分散平等化,服务共同体利益的制度塑造,强调单边措施的规范约束。在危机与融合的秩序张力下,规则观形成对立状态,ILBIO和RBIO在法治诉求、秩序方法论和价值导向等层面存在差异。RBIO语义之下潜藏着权力任意性和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ILBIO强调以国家合意、形式法治和实质发展性为特征的国际法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法内涵与时代价值

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这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首份公共产品具有丰富国际法内涵,不仅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高度契合,也极大丰富、发展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重要组成。新形势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一以贯之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应有之义,更是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解题思路。应以70周年纪念为契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文明包容互鉴、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2015年前后,一些国家以个别或集体方式开始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RBIO),RBIO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共同国际关系政策,日益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国等国家以及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主张的RBIO将极大地损害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律依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当前,美国等国家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构成严峻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凯尔森对国际法效力基础的批判性建构

国际法的效力基础是事关国际法律秩序建构的核心问题。20世纪著名国际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给出了独特的国际法效力基础的规范论证。他首先批判了自然法理论和传统国际法实证主义理论在国际法效力论证上的错误和虚假,然后在纯粹法学视角下,坚持分离命题和规范命题,将国际法定位为应然的实在法规范,通过效力回溯的方式,将国际法的效力基础追溯至基础规范。凯尔森对国际法效力基础的规范论证对于我们探究国际法效力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非政府组织的勃兴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变塑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表层上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深层上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法治理念、秩序模式的变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

联合国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

本文从集体安全制度、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人权法、国际法的发展与编纂等方面着手,分析了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建立新的国际法律秩序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并探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联合国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同时肯定了联合国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未来将继续在国际法律秩序的改善与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

论国际法效力的基础——从古罗马万民法谈起

国际法的效力与效力基础是不断演变的。从实在与理念状态而言 ,古代国际法以权力与理性为其效力基础 ,近代国际法以主权和契约为其效力基础 ,现代国际法的效力基础则是集体制裁与基本价值的实现。另外 ,在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国际法效力基础的异化现象 。

论国际法的政治基础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一方面,自国际法产生以来,国际法的发展时常受到国际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法一经确立就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法将逐步摆脱强权政治的束缚,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论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自17世纪初现代国际法产生以来,国际法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发展变化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一,从国际法理论的变化角度分析国际法在规范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其二,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编纂或制定角度分析国际条约法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变化中的作用;其三,结合当代国际秩序中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分析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作用。由此,可从国际法角度探求面向未来国际秩序变化的中国立场。

国际法与人本秩序的建构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国际软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

国际软法本身虽然不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但是在规范国际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国际软法的兴起不仅与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有关,也与传统国际立法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变动的国际社会有直接关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国际软法的兴起是全球治理时代在各个"权威领域"追求"规则体系"的反映。

强权与秩序——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战略中的国际法因素

伊拉克战争是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背景下的一场践踏国际法的战争 ,反映了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强大的现实。国际法作为制约国际战略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权威性与脆弱性并存 ,它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国际法基础

随着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核能的安全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核损害及其赔偿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核损害责任国际公约的框架下,健全国内的核损害责任制度,将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促进核工业的健康发展以及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核责任领域立法的不断完善,则为核损害民事责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从国际新秩序角度看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法意义

目前,和平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也符合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促进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构建国际法基本原则变革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国际法的发展使国际法基本原则领域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国际政治格局日趋复杂,"一极多强"是其特征;多元化和全球化是当前最大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关系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国际法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围绕变动的国际政治格局,面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学界出现了改革国际法体系的呼声,国际法基本原则领域尤为突出,一方面,国家主权、不干涉、禁止武力使用等原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国际法基本原则又面临着发展机遇。以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法体系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国际法基本原则变革的理论基础。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上的人本秩序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传统国际秩序追求相比,它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但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气候变化的国际法之秩序价值初探

价值理念贯穿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 ,并对法律运行起着相应的指导作用。气候变化的国际立法活动 ,也必然受到相关价值理念的指导。在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 ,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当执著地追求秩序价值。而要真正实现秩序价值 ,就必须及早将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所向往和追求的秩序价值外化为具体的、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