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融资的兴起及其成因分析

以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为核心的以地融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析表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走上以地融资道路的开端,而2000年前后城乡土地二元制的建立、商品住房的改革和招拍挂制度的确立是推动以地融资模式兴起的主要原因。相比于其他融资手段,以地融资的效率更高,这也使得整个社会愈加偏好以地融资。但当前过度依赖土地融资的做法已经造成了高房价、系统性风险积累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利用市场手段优化土地配置、弱化政府对土地融资的依赖、提升人口素质和增加安全资产供给的手段来化解上述问题。

“以地融资”模式下融资平台公司双重身份风险及其监管

“以地融资”的实质是国家土地所有权的资产化与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充当了重要角色,贯穿于土地的收储和出让、土地融资以及后续开发建设等各个环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具有“公”“私”双重身份,从而使其能够实现公共资源的市场化运作以及公权力的公司化运行,但也由此带来了国有土地资源的“释放效应”、行政权能的“放大效应”以及控权机制的“双重失灵”。“以地融资”模式下廉政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产业风险的有效防控,需要对融资平台公司双重身份予以厘清和规制。首先,以公权力而非组织载体作为规制对象;其次,要发展与实现国家所有权参与市场运作的“私法技术”相衔接的“公法技术”;最后,要从完善地方治理结构的层面来予以防范与规制。

以地融资与债务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城投债增长为例,考察了土地融资功能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城投债发行通常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担保,土地出让能够影响债券投资者对城投债务偿还能力的预期,进而通过抵押品机制影响债务发行,这种抵押品效应也会随城市特征的变化而不同。通过匹配2004—2013年地级市土地出让与城投债发行数据,我们发现:(1)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上一年城市土地出让价格或者土地出让收入越高,本年度越有可能发行城投债,且发行规模越大。(2)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当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时,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更加显著。(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与土地抵押价值变化有关,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该关注土地出让波动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影响。

土地出让与银行信贷配置——兼论实体经济为何融资难

以中国2001—2009年地级市为样本,考察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对银行信贷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越多,地方工业贷款占比越少;在地方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以及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土地出让对工业贷款的挤出更明显。还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发现以上负向关系并不是货币政策紧缩下才如此,即使信贷宽松,土地出让也会加重缺乏抵押物或者抵押物价值低的行业遭受的资金挤压。背后的机制是:与土地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备更高的盈利能力,以地融资成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一致选择,市场化的银行在信贷资金配置上选择跟随态度,由此挤压了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由此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发展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一味地强调金融结构的调整可能并不能改变现状,改变"以地融资"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可能调整经济结构,改变资金的配置,从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从土地财政到土地金融——论以地融资模式的转变

对以地融资模式发展历程的重新梳理将有助于加深理解土地的融资功能。本文利用城市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上述模式的演进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随着2011年起土地出让成本的上升,扣除成本后的土地出让净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1/6左右,因此土地财政贡献率的传统测算方法是不准确的。即便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征收通过提供大量的优质抵押品,缓解了高速发展阶段的信用饥渴,并导致了全社会对土地金融的愈发依赖。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土地金融通过杠杆效应加速了资本积累,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因此,当前以地融资模式的内涵已从土地财政转变为了土地金融。

以地生财、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以2007年至2014年wind数据库中有融资平台发债记录的247个地级市作为样本,使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以地生财-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关系,并主要考察以地融资与后两者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融资、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动机制:(1)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基础设施建设是土地融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融资存在正反馈效应;(3)基础设施的完善、经济的增长会推动土地的升值,从而进一步扩大土地融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