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

明代民族文教政策表现为以夏变夷的民族儒化政策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两个方面,它们是明廷治理少数民族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教育措施。二者在主要内涵、价值取向和实施效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探析明代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教政策有助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概述《弘明集》“夷夏之辩”之“以夏变夷”

《弘明集》是由南朝齐梁时代人僧佑所编纂的一部佛教书籍。而弘明集中论夷夏的文章，是中国思想史上将“夷夏”作为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第一次认真地比较辩论。学术界对弘明集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于这几个方面，其中最多的是研究儒佛道三者关系以及夷夏之辨，由此可见这也是弘明集中相对更能体现时代意义的两个问题。本文就针对现如今对“夷夏之辩”的研究做一个浅要的概述。

北魏前期北方世族“以夏变夷”的历程

北魏前期北方世族“以夏变夷”的历程孔毅在北魏前期（即自道武帝拓跋至孝文帝元宏前），北方世族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以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以夏变夷”的道路，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北朝民族融合大业未必不因之而成。笔者以一孔之见，不揣浅陋，试...

元世祖“以夏变夷”、“信用儒术”辩

元世祖忽必烈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是汉族人的皇帝,他又是蒙古人的大汗。汉文史料和巳有的学术研究大多突出了他身上的汉文化色彩,这有所偏颇。史称忽必烈'以夏变夷',实际上在个人性格上他始终保留着不少蒙古人的特征,汉文化的影响倒很微弱。治国之道上,忽必烈以'信用儒术'和'行汉法'著称,其实儒术不等于汉法。忽必烈和中原王朝皇帝一样,只是部分地实践了儒术治国。他的行汉法体现在对汉地的治理上,国家政策则是汉制和蒙古制的二元组合。今人要深入地认识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需要充分利用元朝独特的硬译文体公文材料。

北宋前中期朝廷对河湟地区的经略

北宋前期,统治者将河湟地区视为化外之地,主要采取以安抚为主的无意边疆政策。仁宗时期范祥意识到古渭的重要地位,在此筑城。神宗时期,欲制服西夏,开始意识到河湟地区对于制服西夏的战略意义。王韶以古渭寨为根据开熙河,拓地两千余里,置熙河路。朝廷在“以夏变夷”的思想指导下经略河湟地区,改变了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状况,打破了蕃、汉之间的隔阂,对河湟地区和西北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

传统人格是指历代中国人所憧憬的圣贤,它是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理想人格形象,信而好古,重义轻利,以夏变夷是传统人格所具备的三种基本品性;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变革时代,处于古今中西交融点上的传统人格必然要发生裂变,变通随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字就成为近代思想家所赋予给古圣先贤的三种新品性。近代思想家对传统人格的改塑是与当时政治变革、经济变化、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人格的裂变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种标志,当然,所说的裂变只是对传统人格加以改造,并不意味着一种新人格出现。

马一浮国学观及其特色

因近年国学热而重被提起的马一浮,以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今颇受推崇。但其国学观,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极为特殊,因而赏音也就较少。马先生之洞见及其学术宗旨,亦正需由他如何与众不同处才能看出。故而从三个方面说明马先生国学观的特点。(1)说明其国学不仿拟西学,也不取法于西人之治学方法,甚且认为西方在文化上存在着大问题。(2)说明民国初年的国学运动皆依托大学,惟马先生反对现代大学体制,独欲以夏变夷,自办书院,讲说六艺。(3)再说明历来理学家较重四书,不甚治经学,故清儒倡言经学以反理学。民国时期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也自认为继承了清人治经之法,反对理学。马先生却是阐发群经大义的理学家,不只在当时无与伦匹,在整个学术史上也可独树一帜。

佛教给画中国化的启示

通过文献记载佛教绘画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夷""夏"二体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在"以夏变夷"这一思想指导下,东汉至西晋是佛教绘画实现中国化的第一阶段。西晋至东晋是第二阶段。东晋末至唐末,是第三阶段。唐以后中国绘画的民族风格,就是在中国本土绘画风格不断地吸收和溶化外来绘画风格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自东汉以来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夏""夷"两体绘画风格的融合及中国画民族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在继承本土绘画的民族风格基础上,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对处于新的中外绘画交流与碰撞背景中的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

先秦以降,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北朝君臣通过对其中的"以夏变夷"的民族观、"夷可主夏"的正统观、华夏文化正统观、中原地域正统观及华夷民族统一观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汲引与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认同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在大一统情怀的激励下,进行了塑造正统和致力统一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北朝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少数族与汉民族的统一与融合的历史实践。

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

启蒙及其转向——清末民初思想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与阐发

尽管中国也有“理财学”与“经世”思想，但是始终未有思想意义上的、整体看待经济系统的经济学。一百多年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在其观念冲击之下，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的巨变，几代中国学者试图以不同认知结构和话语模式来迎接挑战，重构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不过，尽管尝试以西方经济学“启蒙”中国思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焕章等人具体立场与路径却迥然不同。本文由此入手，尝试分析清末民初思想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认知与阐发。

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

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李佩伦侯克中字正卿，号艮斋，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据冯沅君《记侯正卿》文中考证，侯氏约生于１２２０至１２２５年之间，卒于１３１５至１３２０年之间。在元代文坛上堪称是集诗人、剧曲家、易学家、史学家为一身的第一人。更应指出的是他自幼丧明...

先秦时期儒家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述论

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思想基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能从当时历史和政治环境出发,客观地看待“夷狄”与“华夏”文化差异,认为文化的差异是基于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儒家不以种族特征来划分民族,而依据民族居住地域不同产生的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同时,主张“以夏变夷”,即以先进的“华夏”文化教化“夷狄”,反对用武力征服“夷狄”,主张“修文德”以感化之。儒家主张各民族文化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既要尊重文化差异,也要把追求“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一致性的目标。

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论文摘要)

传统人格是指圣贤。圣贤,作为历代人们所憧憬的理想人格。

先秦“夷夏关系”考辨

在中国的历史上,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都紧密联系着。从西周时期的"五服说"、"九服说,"到孔孟的"尊王攘夷"、"用夏变夷,"以及近代的"体用"争辩等都说明"夷夏"之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都比较关注的政治问题。而夷夏之间的根本区别应该是在礼制上,特别是四夷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倾慕,更重要的是,两者在文化上还是认同的,并且这种认同应包含于中国大一统之下,并为维护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述论

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是指自先秦至清末主体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中所采取的策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一策略表现为以德厚夷、华夷一家、刑德并用、以夏变夷、夷汉一家等具有特质的形式。本文在对这些古代民族文化政策形式梳理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把握这一现象．认为儒家学说的民族观是其理论基础，民族利益的调整是其动力，而对民族文化歧义的认识则是其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原因。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的多元文化考察，对发展民族教育有着借鉴意义。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文化转型中的价值和作用

现代化作为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在文化这个层次上集中表现为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轨换型。这种转换既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我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指引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伟大旗帜。其价值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