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以情纬文

《与元九书》作为白居易的文论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关注的总是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与重大意义,它的文学色彩、抒情特点等方面为这一光华所掩,总遭忽视。本文则暂撇开其文论意义,主要论述其以情纬文的鲜明特色。

以情纬文 卓见史识——评李永祥著《蒲松龄传》

阅读李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我感觉到了著者的激情与眼力。传记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须具备“以情纬文”的要素。传记若丧失了充沛的感情,有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年谱,无法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与情绪感染。永祥先生能心契神合地去感知蒲松龄及其作品,跨越时空距离而与蒲松龄结成知己。这部传记,行文流程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大概可归因于激情的同化力。传记固然需要情来,但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这就涉及到“史识”的问题。史识大约近似于令人所说的“眼力”。《蒲松龄传》

以情纬文,何其动人——评李专散文集《卷中岁月》中的人文气度

李专先生的著作《卷中岁月》2016年12月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在编排作品文本的过程中,从字里行间能清晰地感到他对文字的珍视、对作家的尊重,整部文集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他的笔力朴素务实,加之有着温润的文化情怀,所以《卷中岁月》始终给人一种“眼里一亮、心头一暖”的美好感觉。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与墓志写作

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对待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墓志铭创作和发展过程当中,由于文人的介入,使得墓志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墓志铭已具有了鲜明的文学性。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墓志铭,自然也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而且体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通过墓志铭实例,探讨“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与墓志铭的写作问题。

以情纬文 以赋成文——曹植《求自试表》赏析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已经37岁的曹植上奏了名闻后世的《求自试表》。父亲曹操在世时,曹植逐渐失宠;兄长曹丕建魏后,曹植备受打压,一直感觉“抱利器而无所施”;明帝曹叡登上帝位后,曹植似乎又看到了建功立业的希望,因为颇有文才的曹叡与文学才华横溢的皇叔惺惺相惜,表面上好像放松了对他的羁绊,曹植于是迫不及待地“上疏求自试”,主动请缨,要立功报国。

沈约与《楚辞》

沈约与《楚辞》林家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沈约是南朝齐梁间著名诗人，被誉为“一代辞宗”。他对屈原和《楚辞》有着特殊的偏爱，其诗歌创作也深受《楚辞》的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影响。如果写楚辞学史，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是可以大书一笔的。然而，近见一本《中国楚辞学史》...

论中古时期对于赋体本质的认识

从赋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古赋论是仿习汉代赋论格局并沿袭其论题展开的,但在赋本体论的问题上,它较之汉代赋论更多地接触到了赋体本质。概而论之,一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入手,认为赋是物感人心,体物探意的体现;二是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讨论,认为赋是赋家内心情志的流露;三是从赋文学艺术形式着眼,认为赋是"美丽之文"的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中古赋论重情、尚美的理论特征,并深化了人们对赋的文体本质和形式要素等审美特性的认识。

论“建安体”

本文从主体的个性品质和文学的动态过程两方面阐释“建安体”形成的实质因素，认为建安文人大都有着相近或相同的文学追求和文学表现方式，作品体现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骨峻气爽”等具有突出个人性的特质风范。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促成了建安作家群体的形成，并造成了一时一世的积极向上的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