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本中心论与相关性

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可以说由来已久。这种研究范式从"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观点出发,关注文本本义,把"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在当代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一种新文化研究范式,即"相关性"范式。这种新研究范式的重心不在文本的本义,而在于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上,主张意义不是文本的固有特质而是被读者发现并生产出来的,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这种新研究范式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从以往过于注重文本分析转向注重读者的文化实践。但另一方面,这种新范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翻译研究中的“中心论”范式

无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译者中心论"和"译本中心论",都由于太关注于某一个主体或客体,造成了翻译各要素和环节之间的断裂和脱节,需要用一种更全面的思维模式去分析中国的翻译研究。

翻译:文本意义的增值范式

把翻译视为对符号的理解与转换,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视阈分别探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增值,并以丁尼生的长诗《公主》中的"man"和"women"的翻译为例,阐释文本意义在理解和转换中的增值过程。

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本中心论与相关性

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由来已久。这种研究范式从“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观点出发，关注文本本义，把“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

论文本中心批评范式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经历了三阶段:通过作者来理解作品的作者中心论,通过作品文本自身来理解作品的文本中心论,通过读者接受来理解作品的读者中心论。这三种范式都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批评形态为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做出了辉煌的贡献。根据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变革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本中心批评范式在立足文本形式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构成了强大的科学理论体系,对理论范式的变革、扬弃以及当代理论的多元化走向起了重要作用。

基于文本中心论的信息类文本翻译——以长乐博物馆文字翻译实践为例

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符号,承载了足够的文化内涵.博物馆内的藏品及解说文字不仅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自然人文景观,更加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发展,博物馆也越来越成为外国游客了解当地特定文化的重要依据.正是因为如此,翻译博物馆内的文字,让更多人能够更为清楚的了解文化,加快文化乃至经济的传播,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以语言学家纽马克所提出的文本中心论为理论基础,以达到信息应用为目的,从文本中心论的各个翻译方法和我们所参与研究的长乐博物馆翻译来列举及探讨博物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本文在文本中心论的视角下对缺少英文翻译的馆内进行翻译,以帮助更多的外来游客了解文化,并化解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笑话,更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自然人文文化.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历史演进: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是我国政府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搜集了1992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NETC建设的政策,对NETC政策演进的历程、背景环境进行了考察,并总结了NETC政策演进的特点。研究发现,NETC政策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NETC政策体系趋于完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缺失;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促进了NETC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的融合;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为NETC政策带来了新元素;NETC政策的创新是渐进式的,没有发生政策范式变迁。

文学翻译批评范式论

本文从文本意义角度入手,探讨了文本意义阐释范式与文学翻译批评之间的关系,并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阐释的合理性才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有效途径。

文本范式转化的多维度文化自觉——解析归化与异化单向度选择的困境

语际翻译的跨文化、跨语言特征决定了翻译和翻译研究必然会打上特定文化的印记。将翻译定义为一涉及文化、思维、审美、语篇四层面的文本范式转化,有助于突破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模式,走出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的二分方法论研究范畴。跨文本范式意识是对译者明确的责任要求,因此,翻译引进异质文化因子时,要保护好目标语文化的语言生态。

政治性文本外宣翻译探析

政治性文本的外宣翻译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宏观层面涉及语言哲学与政治学,微观操作层面则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政治话语分析、翻译学。在翻译研究范式从规定性译学向描写性译学的转换过程中,语料库翻译学借助语料库强大的数据分析与文本挖掘功能,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路径,为评价译者、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西方译学研究范式的当下转型及其对我国翻译研究国际化的启示

在21世纪初,翻译研究出现两大新趋势: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这两大转向是对当今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本文首先回顾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涵和信条,然后梳理国际译学界对翻译概念的重新界定和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最后探讨其对我国翻译研究国际化的启示:一是在理论体系、概念及研究命题方面不要走向全盘欧洲化,要适度避开欧洲中心主义,要本位观照;二是不要过度强调个别性和中国特色,避开用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来代替翻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要外位参照。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旅游文本翻译三维转换探析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了旅游文本的翻译。基于该理论的译者中心、三维转换等概念,其分析了英汉旅游文本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指出为了获得翻译生态中各个因素的平衡发展,需对旅游文本进行这三个维度上的适应性转换,从而获得最佳译文,达到向外国游客推介我国风景名胜和传统文化,树立我国旅游大国形象的目的。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范式及翻译学的互构研究

文本翻译的范式大致分为“文本中心”范式和“文本相关”范式两大类,运用不同的翻译范式,会导致文学典籍的翻译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直接关系到译本对否忠于原著。本文就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与翻译学的互构进行了探讨。研究范式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研究方法。

关于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再思考——对尹穗琼商榷文章的回应

生态翻译学从创始至今已有16年的历程,但有些认识仍然模糊不清。针对尹穗琼所提出的商榷意见进行回应与反驳,主要涉及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理论基础、理论建构、译者中心与翻译方法,目的在于澄清对生态翻译学的一些误解,吸纳能促进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合理观点,阐释生态翻译学的本质和意义,以期加深人们对生态翻译学的认识。

编者·词典·用户·对话——词典学理论研究的三次范式转换

在词典编纂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围绕词典编者、文本和用户3要素中心形成了3个基本实践范式。与之对应的词典学本体研究由于对其他因素重视不足,往往无法正确反映词典编纂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为了克服上述不足,笔者认为,词典学理论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使这3个因素同时登台的对话交际范式。

西方译学范式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诘难

2 0世纪 70至 90年代 ,国际译学界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反映出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为从根本上廓清语言学范式的某些理论误区 ,“文化转向”的倡导者们特地拈出为形式主义者们奉为至宝的规则、规范、契合条件、直译说以及功能等值说等理论要素进行讨论 ,一方面应和传统的古典人文精神 ,一方面回应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术界的文化转向潮流 ,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必须在“打入文本”的同时也着力研究文本的“外部现实”亦即文本的“文化语域”,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同时受制于上述内外两种语域 ,而外部语域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本来就天然地植根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 ,翻译活动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同时又进入这种文化 ,故此译学研究从语词文本向文化语域转向 ,这便成了当今学术界天经地义的事情。

生态翻译学若干问题探讨——与胡庚申教授就《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的部分观点进行商榷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的出版标志着由我国学者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有了完整全面的阐述,对我国译学研究意义重大。而这一新的理论在研究范式、理论基础、理论建构、译者中心、研究方法等方面尚存值得商榷之处。虽然名为生态研究范式,该理论却摒弃了生态哲学的核心理念,对东方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解读亦存偏颇之处,理论构建不尽科学,译者中心论有违生态哲学理念,研究方法仍属规约性研究性质。

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作为抵抗的阅读与翻译

面对“外国”作品,阅读(reading)和“翻译”(translating)是两个几乎无法明确分开的活动。阅读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理解、比较、构建文本的过程;翻译是一个反复阅读、不断选择、重新写作(rewriting)文本的过程。

从接受美学视角解析数字习语翻译原则

＂接受美学＂这一概念是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接受理论学派使得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转变，由先前的以文本为中心过渡到以读者为中心。与传统的文本翻译理论相比，接受美学更加关注读者对翻译文本的反应与接受，

再论翻译研究主体间性转向

主体性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主体间性是和主体性密切相关且本质不同的概念,是新近被引入到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针对翻译研究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命题上存在的分歧,本文对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方面做出了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