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论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模式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要着眼于"人",他从文本分析入手,探寻潜藏在其中的人性人格,并藉此展开对整个人生宇宙的深层看法。本文拟从批评的精神内核、人性审美视角的批评尺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路线三个方面来探讨李健吾"以文论人"的批评模式。"人"的因素是该模式的主线,批评的最终旨归是丰富的人性。但在方法上又并不完全局限于其惯用的印象主义批评,同时还采用实证性的批评方法,二者相互补益。

建构古典诗学批评的新范式——方东树“以文论诗”新论

"以文论诗"是方东树诗学思想在批评实践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以文论诗",并不是桐城派古文理论被简单地移植为诗学理论,而是作者在"求真"精神的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的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建立以"文、理、义(法)"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注重文本结构美,擅长文本细读与分析,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在理性、科学性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以文论韩诗——方东树研究韩愈诗歌新贡献

历代学者多以"以文为诗"评论韩愈诗歌,但从未有人以文论诗。清人方东树的诗论受桐城派前辈影响,以古文家的眼光论诗,其《昭昧詹言》是桐城派诗学的集大成之作。方氏以文论诗,最突出的是他非常看重韩诗,以杜、韩并称。并从尊杜扬韩,根柢儒学;重实轻虚,立言救时,关注社会生活;喜清奇生新,反对陈言熟意,以文论韩诗等方面对韩诗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论方东树“以文论诗”之独特价值

方东树《昭昧詹言》核心的诗学理念是“以文论诗”,这一理念长久以来未获重视,甚至一度还被认为因袭桐城先辈之窠臼而具有保守性,由此受到贬低。但是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具有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与传统诗家以文论诗的比较方面,方东树的“以文论诗”更为细致、全面、深入,更注重脉络构建。在与桐城前辈诗文观念的比较方面,对方苞,方东树在其“义法说”中添加了立诚、文法、道德等内容,对其尚略倾向有了笔法、章法、句法上的细致说明;对刘大櫆,方东树从创作与鉴赏入手,分析了诗与人的关系,变刘大櫆的神、气、势、法为学、才、法、识之排序,提出以顿挫之法相济,强调外部气韵;对姚范,方东树继承其创意造言的观念,提出专一用功而后博学诸家的学诗取径,去除“援据”,强调“序题”,更强调古文对诗歌创作的塑造提升作用;对姚鼐,方东树绕开其“考据”之说,重铸“文、理、义”来强调诗歌之内核与外壳,承接其“阳刚”之美的论述,又对可能造成的弊病和补救方法进行创造性说明。整体而言,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在打通诗与文二者关系、对桐城家法之继承与创新、丰富传统诗学之内蕴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

从文与人看司马迁的文学意识

文章具体探讨了司马迁对“文学”涵义的认识以及他的文学批评实践,肯定了司马迁文学意识的进步性,同时也指出他并未深刻区分出文章与学术的区别,他的文学自觉意识尚未觉醒,仅仅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而已。

析论杜堮抄评杜甫排律

山东滨州杜堮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的《十研斋杂志下》《恩余录续补》等卷中抄评杜甫排律90首,其特色在于"以文论诗"。对于为何"手抄"杜甫排律,杜堮认为"手抄细绎方能得其脉络""手写乃能见其脉络""自写而后能随其曲折""独抄少陵者,以其真性至情,独绝千古,瑰词丽句,回越寻常,真能兴起百世者也"。对于如何解读杜甫排律,杜堮在理论上倡导"以文读诗"解杜法,强调杜甫排律"大篇可作数十首读,短章又可合数十首作一篇读"。杜堮还具体实践了"以文论诗",对所抄杜甫排律"并著评语",从志意、章法、炼字、用典等方面进行评解和训释。

姚鼐诗学思想探微

姚鼐将古文理论运用到诗学之中,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姚鼐诗学博大精深,其最主要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与艺合,天与人一";"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熔铸唐宋,兼取三家"。

论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的散文创作

纵览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的散文创作,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不仅能熟练驾驭多种题材与文体,因材挥翰,著笔成春,而且以文论道,撰写了多篇饱含真知灼见的文集序言,包括由点到面、举重若轻的《澈上人文集纪》,凸显个性、直指性灵的《彭阳唱和集引》,文道并重、力倡风雅的《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自道甘苦、金针度人的《刘氏集略说》。它们不仅体现了诗人的诗学思想和文学理念,而且从一个特殊视角反映了当时的文坛风尚,庶几可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论方东树的诗学渊源

方东树的诗学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其《昭昧詹言》一书中,此书可视为桐城诗学之大成。本文意在梳理方东树的诗学渊源,主要从三个方面:家学、父执辈的影响及师承,通过对方东树诗学渊源的把握和了解,以便能够更好地辨明桐城诗学的渊源和走向。

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方宗诚《说诗章义》评解趣旨与清代诗经学中的桐城家法

方宗诚《说诗章义》久被忽视,实具重要价值。《说诗章义》运用“以文论诗”的桐城家法评点《诗经》,显露“义法”痕迹,尊重前人旧说,亦有自我见解,并采用探讨段落层次与重言咏叹的文法,传授起、反、折、跳的“起峰”句法,探求诗文一体的本源取法等方式寻觅《诗经》的章法所在。方宗诚又将温柔敦厚之道加以艺术化阐释,从“忠厚”转向“气厚”,并以“沉郁顿挫”与“高大宏远”两方面具体解释“气厚”的丰沛内蕴。在清代经学以及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说诗章义》与《诗传补义》共同构成方宗诚的“经义—文章”诗经学体系,其与方东树《昭昧詹言》一脉贯通,构成桐城诗派的诗论著作体系,同时,与桐城诸家诗经学著作合观,又构成桐城诗经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体现出诗学与诗经学的多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