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家之笔写儒臣之心——清董榕《芝龛记》解读之一

清董榕《芝龛记》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传奇,其价值与不足都颇为突出。该作熔铸儒道释三家思想,以忠孝神仙之说与阴阳之辨为基础,着力构筑凡世与灵界两重时空,描摹女性群像。既全景式地呈现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和女性的社会生活图景,又在教忠劝孝的同时总结明亡教训,抚慰历史隐痛,从而拓展了传奇表现历史与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它的文化功能。但由于作者兼顾史家和儒臣等身份,试图表达的东西太多,在生硬说教、歌功颂德之外,还产生了自相矛盾、过于庞杂等毛病。可见,一味求大、求全,难出上乘之作。

乾嘉学派与清代戏曲

乾嘉时期,朴学思潮风靡全社会,渗透到经史、文学等众多领域,对清代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学者参与戏曲创作,乾嘉曲家学殖深厚,出现了鲜明的学者化倾向。在"以曲为史"的戏曲观主导下,乾嘉曲家彰举戏曲的教化功能,戏曲的社会地位获得显著提升。他们以"著书者"之笔作曲与以学问为曲,创作了一批谈忠说孝、征实尚史的戏曲作品。考据征实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曲家的艺术想象与创造,加速了传奇、杂剧等古典戏曲样式的凝固与衰落;与此同时,花部戏获得了迅猛发展,这直接促成了中国戏曲的近代转型。

乾隆朝文人戏曲家创作心态探析

乾隆朝有162位以上文人戏曲家,其中百分之七十八以上进入科举序列,有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进入官场序列,他们的戏曲作品有着很强的身份体认特征。他们以曲为史,崇尚征实,剧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的观念。他们以文为曲,重视"传奇传记之遗"的理念,不少剧作家还自入剧中记事抒情,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戏曲"代言"的观念。以曲为史、以文为曲、以才学为曲、重雅轻俗的创作风尚,使得文人戏曲与大众娱乐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