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杜证杜”:《杜诗详注》读法例说——杜诗仇注的注释学研究初步

"以杜证杜"就是从文献内证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在杜集中的内在呈现。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照系,初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读法"在解读"以杜证杜"中的重要性,并为下一步开展杜诗的注释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

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

宋人赵彦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有两大特点:一、对杜诗系年编次1的认定与调整;二、在对更早杜集异文及旧注辨正的基础上,对杜诗义旨的独到理解。其中透露出来赵次公"以史证诗"的外证法与"以杜证杜"(行实)、"以杜解杜"(诗义)的内证法,在早期杜注中堪称典型。尤其是赵次公以"诗家之心"解诗,超越了通常注重事典出处的"学术性"注释范畴,具备了"同行评议"的意味,成为杜诗宋注中独一无二的亮点。尽管赵次公注还存在某些缺陷,但作为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其特点与价值在杜注历史中具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性。

杜诗“法华三车喻”钱笺辨议

钱谦益引《宋高僧传·大慈恩寺窥基传》中“三车和尚”的典故笺注杜诗“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一句,看似颠覆旧说,翻出新意。但通过文学赏析和史料考证可以确定此条笺注是错误的。它并不符合高、杜二人赠答诗的本义。而且“三车和尚”之说并非史实,是南宋之际出现的传说。“法华三车喻”在杜诗以及唐宋其他文人诗歌中多次出现,均取《法华经·譬喻品》的本义。钱谦益对于这一典故是非常清楚的,并曾在诗歌中使用过。之所以误注,与其注释杜诗时“刻意求新”的心态和“以注为著”的方法有关。

“窗含西岭千秋雪”新解——作为“优美与崇高之结晶”的《绝句四首》其三

《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在杜甫七绝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诸家对此诗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表层景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于此诗的浅显化理解。倘若结合“诗史互证”与“以杜证杜”的方法,便会发现“窗含西岭千秋雪”是重解诗意的关键句,它包含了“西山”这一重要地点,杜甫常以此指代唐王朝的吐蕃边患。全诗以景语道深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忧国爱民的情感,可谓“优美与崇高之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