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礼法合治与伦理共同体的形成

礼法合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在早期中国经过学理阐释和司法实践,成为建构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礼借助道德认同形成行为自觉,法依靠外在强制确立行为规范,两汉已经将贯穿于经典中的伦理认同作为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魏晋建构伦理秩序时,借助礼制稳固了早期中国形成的伦理认同,将之作为衡量社会秩序的基准。魏律与泰始律已经体现出礼法共同维护伦理秩序的走向,如以礼法合治的方式维持孝道,将之从伦理观念强化为公共秩序。唐代以引经疏律的方式确认了礼法合治的实践,将经书所维护的道德伦理作为法律制定与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以社会教化强化伦理认同,以司法实践维护伦理秩序,促成了中华民族伦理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