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以理制欲”二元人性论的历史探源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梁实秋的二元人性论思想的源头活水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中“以理制欲”传统在五四文化转型期的汇流。对自然人性论非理性发展所造成的情欲泛滥给予尖锐批判，对科学理性所造成的物欲横流进行理性控制——二元人性论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从“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到“以理制欲”——试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当前中国的一例误读

“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主要分为两个时期:1920 — 30 年代的“学衡时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时期”。其间我国对“新人文主义”的研究缺少传承,甚至直接显示为断代。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关于“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这一“新人文主义”核心思想,部分新时期研究者未加分辨地接受了学衡时期阐释者们给出的解读,致使这一核心概念在新时期的再阐释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形。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前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时学人的独特心态,这样或可避免谬误流传。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西方哲学家是怎样看待理欲关系的

理欲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永恒课题。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大都强调以道德理性克制欲望追求，过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的生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欲望的片面抑制和片面颂扬的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展反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但同时也主张对欲望给予道德的和法制的节制。比较研究西方理欲观与东方理欲观的异同，总结人类对于理欲关系探讨认知的历史经验，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日趋复杂、尖锐的理欲关系问题。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新人文主义与吴宓的红学研究

吴宓的红学研究沿袭了王国维所开创的"审美批评派"的红学研究模式,借用西方哲学、文学思想来对《红楼梦》进行深度阐释。新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吴宓思考现代文明弊病和人性危机与解码《红楼梦》的理论框架。新人文主义主张"一"与"多"、"审美主义"与"以理制欲"的结合,才能弥合人性的危机,进而解决现代文明弊病。而《红楼梦》的悲剧性就在于"一"与"多"、"审美"与"欲望"的无法协调。

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

本文不同意过去长期将学衡派视为“复古派”的定论，认为学衡派主要成员是一批服膺新人文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道德救国论者。基于此，他们特别重视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视文学为表现道德要求的工具，把文学批评定性为对文艺和人生的一种道德判断和选择，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中的道德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对道德和传统的呼唤，在当时不失为对新文学反传统倾向的某种必要的反思，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学衡派不理解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全面否定新文学，也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