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视角下国家公园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自然保护态度差异——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

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手段,基于对参与旅游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群体差异的比较分析,研究了国家公园旅游对社区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明显强于负面影响感知,参与旅游的居民对正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强于后者,未参与旅游的居民对部分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强于参与旅游的居民;(2)神农架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保护整体上均持有较为强烈的积极态度,但参与旅游的居民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在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参与旅游的居民较之未参与旅游的居民更认同自然保护的意义,更认同神农架自然保护的必要性,更认同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功能,也更愿意遵守和支持国家公园关于自然保护的管理规定。研究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积极影响,深化了我国国家公园问题研究,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游憩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较为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积极影响,我国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在不影响保护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应通过科学、适度发展旅游来争取当地居民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自然保护工作的支持。

基于IAD模型的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意愿研究——以普者黑仙人洞村为例

基于奥斯特罗姆的IAD模型,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普者黑仙人洞村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意愿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群属性、资源禀赋、行动者及行动情境等对居民参与治理的意愿影响。结果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民族、居民身份和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制度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目的满意程度与实行意愿是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差异的主要因素;彝族撒尼人传统文化在培养原居住居民形成顺应及保护自然思想意识的同时,参与意愿选择还受收益获取诉求的影响。社区治理应兼顾保护地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建立健全利益共享及相应分配机制,积极探寻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与制度体系,寻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模式。

自然教育,一个社区保护地的转型与未来

通常,社区保护的重点在于开展巡护监测以及激发社区持续参与保护等行动,自然教育并非核心。然而,近年来我在社区保护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支持社区发展自然教育。因此,我常常思考,在社区中,自然教育与保护的关系是什么?自然教育如何回应保护实践?这成为我近年来不断探索的课题。

四川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区基础条件调查与评价

保护区基础条件是自然保护区有效开展管理工作的客观条件,本研究通过自然保护区基础定量评价模型分别定量评价2012年和2021年四川黄河流域5个自然保护区的基础条件,对该区域近十年间基础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讨论。结果显示:与2012年相比,四川省黄河流域的5个自然保护区2021年基础条件整体略有提升,其中曼则唐和日干乔自然保护区基础条件等级维持为“中”,喀哈尔乔自然保护区基础条件等级由“差”提升为“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若尔盖、长沙贡玛)基础条件一直维持在“优”。针对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基础条件水平提升有限的问题提出了要创新保护机制和建立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区建设专项基金两点建议。

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探讨

在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宝藏中,自然保护区被视为守护自然资源的“宝库”,自然保护区起到了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许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威胁。与此同时,与自然保护区紧密相邻的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发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促进社区发展,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该文首先阐述了对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重要性,随后对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相关建议。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中的矛盾及对策分析

自然保护区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也限制了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使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日益突出。社区共管在实现保护区社区之间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化解和利益共享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以浙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概述、社区共管的矛盾及矛盾成因、矛盾的解决对策等方面作阐述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的重要性——以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是保证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顺利推进、提升整体管理效果的基础。文章以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了其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和要点,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组织技术培训、开展共管机制研究、强化基础工作这4个方面提出了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的措施建议,以期为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发展机制与对策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维持和恢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及其栖息环境的有效措施,但传统的保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寻求契合当下的发展策略能保障社区经济与保护区良性发展,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经济协同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本文选取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雀鸟村为研究对象,对村民的基本情况、收入来源、生态产品等方面进行统计,并作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结果表明:(1)社区生产劳动为环境友好型;(2)生态产品种类多,但生态农业产量小,多为小众传统品种;(3)流入市场的产品主要为林业经济类;(4)山地旅游为生态产品销售提供了路径。正确的策略能够促进保护区及周边社区的发展,生态产品与山地旅游的有力结合能增进社区居民福祉。开展生态产品认证和溯源、建立健全生态产品销售链、农业山地旅游融合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犀鸟唱响山村“幸福歌”——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共建之驮押屯见闻

“咔咔”“咔咔”……2024年夏日清晨,崇左市大新县榄圩乡正隆村驮押屯附近山林隐约传来鸟叫声。这并不悦耳的声音,传到村民耳朵里,却让他们觉得格外动听。村民说,那是冠斑犀鸟正为村里唱响“幸福歌”。

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逻辑与构造

我国环境治理领域正在探索“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小区”等社区治理模式,但其普遍呈现功能上的补正性、机制的缺位性和法律定位的模糊性等特征,与当前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的要求并不相符。应以多元共治理念为指引,廓清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展开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机制构造。即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共管机制,以转变实践中机制功能的补正性;构建规范的法律体系,以矫正现行机制的缺位性、消除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完善责任机制,以赋予社区治理的可问责性。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的赋权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社区共管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点与难点,赋权程度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决定了其模式、机制和形式。对社区共管赋权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不足,制约了相应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优化。采用文献调查、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和案例比较法,建立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案例库,从内部、外部、交互三方面解析了12个变量与赋权程度的关联。研究发现:1)中国社区共管以指导式为主,兼顾咨询、协议和合作式,赋权程度整体上随时间发展不断升高;2)社区共管案例集中分布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3)社区、政府和制度3个主成分会影响赋权程度,其中制度因子的影响最大。提倡重视社区共管的时间演变特征,培育社区主观能动性和因地制宜的制度建设。深化对社区共管赋权程度的理论认识,为保护地社区共管模式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海口东寨港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关联分析

利用1976—2021年共6期遥感影像获取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同年代的湿地数据,基于转移矩阵、问卷调查和主成分分析,剖析了45年来保护区红树林的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结果显示:1)保护区内红树林面积由1976年的1395.84 hm^(2)增至2021年的1589.28 hm^(2),期间呈“骤减缓升”之势。除1976—1985年红树林面积有减少外(减少了250 hm^(2),减少幅度为18%),其余时段红树林面积均为增长态势。2)1976—2021年保护区红树林转出对象分别是淤泥质海滩(34.32 hm^(2))、河流(25.81 hm^(2))、海水养殖场(21.06 hm^(2))、其他用地(10.58 hm^(2))和洪泛湿地/内陆滩涂(8.26 hm^(2));转入为红树林的对象主要是淤泥质海滩(177.41 hm^(2))、河流(38.18 hm^(2))、其他用地(28.21 hm^(2))、三角洲/沙洲/沙岛(22.15 hm^(2))、洪泛湿地/内陆滩涂(21.79 hm^(2))和水田(6.34 hm^(2))。3)周边社区居民的捕捞收入与养殖、毁林挖塘面积、保护意识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周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中的捕鱼方式、捕捞收入、捕捞月数、捕捞量和保护态度在红树林面积变化主成分分析中指标代表性值(cos2值)>0.6,其中捕鱼方式和捕捞收入的主成分指标cos2值>0.8。居民捕捞频率下降与家庭收入来源、职业结构由捕捞养殖向外出打工和服务业转变相互应证,居民的保护意识与保护态度有所提高,红树林面积从破坏严重向破碎化程度减少转变;淡水养殖场、常住人口、中学数量、村庄到红树林的距离因子的贡献率均大于10,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耦合协调性评价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健康发展对全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发展状态,综合评价其协调发展关系,对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及乡村社区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为例,分析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相互作用机制原理,并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青藏高原5处典型自然保护地开展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的耦合性、协调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地建设与乡村社区振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5处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在耦合关系方面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各有不同。3)5处自然保护地中,多数与乡村社区协调度高,呈良性发展趋势;少数与乡村社区的耦合与协调发展状态较差。通过研究,为促进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融合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社区共管下的惠阳金桔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基于社区共管的视角下,以金桔市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将其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在社区共管的指导下提出具体措施,通过周边社区共同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协调社区参与辅助管理,在实验区开展生态旅游带动当地居民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措施。

陕西:建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纵向综合补偿机制

近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财政厅出台《陕西省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纵向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率先建立省级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纵向综合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高的地区支持力度。《方案》包括基本原则、补偿范围、补偿办法、资金使用、申报评定程序、职责分工、保障措施等部分,并以附件形式公布补偿范围名单、补偿基础指标体系、补偿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等内容。

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内涵解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社区治理是坚持和完善自然保护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途径。我国自然保护地在土地所有权、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特点,决定其社区治理不能照搬IUCN社区治理机制中社区独管的治理模式,而应结合保护地实际,由政府、管理机构、社区居民及社区组织等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协同治理。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面临着立法未明确社区治理法律地位、在实践中未充分发挥社区的治理主体作用、社区治理主动意识不强等困境。为进一步推进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首先,应在法律中确认社区的治理主体地位,实现社区治理从政策到法律的转化;其次,针对给予式资源传导滋生社区躺平心理等问题,建构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帮扶社区提升治理能力;最后,重视社区居民的情感及利益需求,通过尊重居民诉求、增进民生福祉等途径,激发社区的主动治理意识。

走出反哺: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生成逻辑、社区基础与社会保护

当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扩大化再生产压力。由于劳动能力不足,很多农村高龄老人被排除在“父-子-孙”三代家庭之外,需自行安排养老生活。立足村庄来看,制度赋能下养老资源的底线获得、熟人社会中养老需求的互助帮扶、规范转型中养老话语的再造,构成老人自养秩序维系的社区基础。但这种自养秩序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对此,可从国家层面的家庭政策建构与村庄层面的公共文化治理切入,探索农村自养秩序的社会保护路径,助力老年人过上美好晚年生活。

浅谈西双版纳布龙州级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发展规划设想

正确处理资源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交织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统筹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通过科学合理的社区经济总体规划,引导社区村寨群众保持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社区活动对陕西新开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浅析

自然保护区受周边社区活动严重影响,为了进一步做好陕西新开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协调好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我们以社区居民及相关工作人员为对象,重点调查了保护区周边社区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适合该保护区管理的可行性建议。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农业活动、盗伐林木、盗猎、采集非木材林产品、采集薪材等行为都会对保护区产生不利影响。新开岭保护区今后应更进一步完善监测体系和巡护制度,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开展社区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