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及现象学视域下“见”字的哲学语境辨析——以“以羊易牛”典故为例

“见”(jiàn)字作为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之一,在儒家经典中起着重要作用。聚焦儒家经典语篇《孟子·梁惠王上》,以其中“以羊易牛”典故为例,辨析儒学及现象学视域下“见”字的哲学语境。首先,将“见”字放置于心性现象学语境下加以考察,辨析“见”与“生”的关系,解析“以羊易牛”中道德意识的存在场域;其次,将“见”字放置于儒家伦理学语境下加以考察,剖析“见”与“心”“理”的关系,还原“以羊易牛”中儒家伦理的情理关系架构;最后,基于心性现象学及儒家伦理学语境,以“见”与“体知”关系为切入点,解构“以羊易牛”中呈现的道德行为选择限度。系统辨析了“见”字的哲学语境,探寻了“见”字呈现的心性现象学以及儒家伦理学的意蕴和内涵。

“见”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从《孟子》“以羊易牛”说起

孟子以"见牛未见羊"来论证"以羊易牛"合法性的做法,给后世学者解读"以羊易牛"带来了不少困扰。朱熹从"仁术"、"理未形"、"人物有别"等角度替孟子进行辩护。"见牛未见羊"实质是强调"见"中蕴含的恻隐之情在推动人为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见牛未见羊"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归约为如何认识道德情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能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建立在恻隐之情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理性完善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上。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后天的人为教化,通过系统的教化把道德理性加入道德情感之中,以使人形成以道德理性为主的良知。

论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存在论基础——对孟子论“以羊易牛”典故的一种分析

道德意识的起源可以区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超越的三个层面,其中超越层面可以分为道德宗教和存在论两个境域。它们之间何者更为根本,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孟子对齐宣王论"以羊易牛"的故事,为我们分析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基础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在"以羊易牛"的典故中,我们可以找到道德意识的三种起源。站在存在论的视域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非实体意义上的特殊存在者,它依赖于存在而存在,并奠基于存在论的境域而生成和显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找到道德意识一种更为本真的存在论起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具有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十分相似的哲学路线。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孟子"以羊易牛"的典故并由此揭示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存在论基础,也许更加符合孟子的本意及其哲学的本体论意蕴。

德育的道德发生学基础与机制——以“以羊易牛”为中心的考察

孟子以“本心”证“本性”的性善论为德育的道德发生学基础,即德育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孟子通过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例表明:个体的道德行为发生乃是由恻隐之心的自觉发动而来,这就必然引出对道德动机的预设。然而,“以羊易牛”之道德动机的内在矛盾却消解了恻隐之心在道德实践中的道德意义。孟子、朱熹等人试图以“仁术”的内在张力来表明孟子道德理论促成德育之可能的自洽,但“仁术”极其有限的阐释力却使恻隐之心的激发导向了“已见与未见”的具体境况的实践悖论,即“以羊易牛”并非真正的恻隐。事实上,恻隐之心有其事实的印证,站在道德发生学之角度,借助于王阳明“致良知”之伦理意蕴对道德情景与道德发生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可以超越孟子道德哲学理论中的实践悖论,为德育提供坚实的基础。

悲悯与自由的人文烛光——“以羊易牛”和“庖丁解牛”的比较

“以羊易牛”和“庖丁解牛”两个故事分别出自儒家经典《孟子》之《齐桓晋文之事》和道家经典《庄子》之《庖丁解牛》。两篇文章都被选入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第一单元。在大单元教学的背景下,两篇文章在许多层面有着较强的可比性。我们可以通过“解牛”这个微专题观照大单元主题所表现的人文精神,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以羊易牛”与仁慈美德

齐宣王的"以羊易牛"成为孟子人性论证的重要道德经验。孟子与齐宣王之间围绕"以羊易牛"的对话,揭示出同情、不忍和行善是仁慈的结构和发展阶段。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过程包含了仁慈与公正的冲突,以及特殊仁慈与普遍仁慈的矛盾。

“见”字的道德语境探析——以“以羊易牛”典故为例

“见”字是儒家重要的词汇之一,据统计,“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7次,在《孟子》中出现了114次之多。这些出现的统计数字足以表明“见”字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要性。本文首先梳理“见”字在儒家典籍中的基本内涵,将问题聚焦于儒学典故“以羊易牛”上;其次,探讨学界对典故中“见”与“未见”在道德情境构造以及对人“不忍”之心发动与否之差异性的争论;最后,笔者尝试以海德格尔的“切近”概念对“见”之道德本性进行消解和重构。

“以羊易牛”的德性伦理学辩护及其问题

德性伦理学往往被批评者认为无法为行动提供明确的指引,具有模糊性和不可应用性,因此,它难以成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有力竞争者。孟子对齐宣王“以羊易牛”正当性的道德辩护具有德性伦理学特色。无论牛还是羊都被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为了衅钟而宰牛或者杀羊不应被视为道德错误。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是“以羊易牛”的道德理由。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不能完全遵循普遍的道德原则,而是必须结合具体的境遇运用实践智慧。对“以羊易牛”的德性伦理学辩护揭示出,德性伦理学能够以不同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思路进入传统应用伦理学议题的讨论,但其辩护中所隐含的“以道德圣贤作为行动正当性判断标准”的主张,会带来行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读《齐桓晋文之事》,学议论说理

孟子曾言“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作为圣人,自然有内心强大“浩然之气”作为后盾以理服人,以理教化于人。同时,教而化之要达到好的效果,必然要讲究说理的艺术,孟子也正是这样一位践行说理艺术的大师。这一点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说理议论的逻辑性、艺术性都值得我们议论文写作加以学习借鉴。

孟子散文论辩技巧浅探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一位儒家大师,在当时他是以继承孔子自居的,他自己就曾经明确地说过:“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下》,)所以,他对孔子也备极颂赞:“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可是在战国中期,儒家之道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随着社会的急遽变革,诸子蠭起,出现了一些与儒家相对立的学派,而且其中某些学派的影响又非常之大,对于这些,孟子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这种形势就逼使他为捍卫孔子之道而辩。

“君子远庖厨”辨义

“君子远庖厨”是孟子劝说齐宣王行王道时所说的话。全文是:“无伤也,是万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的这番话是在他指出齐宣王以羊易牛的矛盾行为后,对于齐宣王疑惑自己的行为心理而发出“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的疑问的解答。孟子这番解答,说得很含蓄、婉转。它的意思是:你(齐宣王)所以不忍杀牛,是因看到了牛“觳觫”,因而刺激了你的“不忍”之心,不愿其死;你所以以羊换牛,是因为羊没有表现出将死的“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齐桓晋文之事章》的艺术特色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散文不但富有哲理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它既不同于《庄子》汪洋恣肆,妙趣横生,也不同于《荀子》《韩非子》浑厚绵密,峻峭犀利;而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明快畅达,跌宕多姿,富于雄辩性和鼓动性,对后世的说理散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齐桓晋文之事章》是孟子散文的代表作,它不但集中地反映了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主张,而且充分体现了孟子散文的雄辩特色.

孟子论辩艺术初探

孟子同时代的人说他“好辩”,后人称他“善辩”,他自己说这是“不得已”,不管怎样,孟子经常与人辩论的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他不断和人辩论,从《孟子》一书的记载中,我们俨然看到,这位老夫子有时侃侃而谈,说得别人连连点头;有时慷慨激昂,步步逼进,使人无法抵挡;有时曲折迂回,旁敲侧击,让人猝不及防。正因为他好辩,也善辩,在当时的诸侯各国中他才享有很多的声誉,除了鲁平公听信谗言没有与他见面之外,他每到一地,诸侯君主都要向他请教,有的还反复请教。齐宣王没有按孟子的意见办,到后来还深感内疚(“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试想,在“以攻伐为贤”的诸侯争霸的时代,这样一个只有满腹仁义礼智的儒家老夫子,能享有如此大的盛名,也足见他的雄辩才能。

賢賢易色——試論早期儒家思想中的慾望理念

一、引言在中國早期,人們認爲'德'可以用來滿足人們的感性需求。因此,'德'常常物質化,被比作可用可觸的美食、華服;也被比喻成可聽可觀的音樂、美人或兩性之間的吸引。[1]儘管'德'高於上述事物,但因爲它常被以某種方式與之相類比,繼而'德'也被看作是值得珍視、可以量化、累積的東西。有德文人可將德行加以修養、升華;另一方面,無德卻能對君主或當權者施加影響者,也可能僞裝有德,從而損毁德行,或者降低'德'文可貴。另外,對於那些有着非分慾望之人而言。

文化园地

明太祖朱元璋喜爱撰联,一天,他见仪仗队中两排马的马尾被风吹起,甚是好看,即兴出了一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要他的孙子朱允炆对下联。朱允炆灵机一动,对道:“雨打羊毛一片毡”。显然,这个下联工整、对仗,不失为佳句,只可惜柔弱之羊不能调动大明天子的兴味,朱元璋显得有点扫兴。这时正在一旁的四儿朱棣看出父皇的心事,便立即改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这下可把朱元璋弄高兴了,朱元璋一拍大腿,连声夸道:“好,好,对得好!”其实,龙鳞是个什么样儿,谁也没见过,然皇上喜欢,就能讨得皇上的欢心。

孟子论牛羊之别新解

《孟子·梁惠王》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中的牛与羊的区别 ,可以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来思考。在这个故事中 ,齐宣王用“以羊易牛”的策略解决了既不能杀牛又不能废衅钟之礼的两难抉择。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这里的牛羊之别 ,是经验中的有生命的动物牛与语言中的无生命的羊概念之间的区别。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实质 ,是用一个没有生命的羊概念替换了一头有生命的动物牛。牛羊之别代表了经验和语言的区别 ,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根本区别。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读“对齐宣王问章”和“许行章”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为了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他曾游说诸侯,历经邹、齐、鲁、宋、滕、梁(魏)等国,但都未被重用。

警惕“精神贿赂”

警惕“精神贿赂”王经朴贿赂是用财物买通对方的“攻坚”手段。古往今来，其招式不拘一格。我们既要提防以馈赠财物去“力克”的硬件，又要当心用“精神贿赂”来“智取”的软招。而今，物质贿赂慑于反腐；倡廉的紧锣密鼓只能暗道偷行。“精神贿赂”有时却可明火执仗地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