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国家记忆有意强调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少量反抗,将其视为一种英雄主义,因而忽略了普通犹太人争取生存的抗争。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把大屠杀恐怖昭示于以色列国人,使其开始把大屠杀视为以色列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把所有形式的反抗均异化为"英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多元化特征逐渐明显:该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因素,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大屠杀教育方式,进一步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内出现大屠杀记忆被泛化和滥用现象,大屠杀的记忆方式逐渐从民族化向个体化转换,进而凸显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反驳,其本质是国家政治工具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