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对马克思的批评及其局限

作为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捍卫者和复兴者,以赛亚·伯林在其学术生涯中对马克思既给予了充分关注,又做出了激烈批评。在人格上,伯林把马克思刻画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复仇者”形象;在理论建构上,伯林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历史先知”的形象;在理论后果上,伯林把马克思描述为一个“极权者”形象。伯林对马克思人格的刻画并不完整真实,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理解存在错误偏差,对马克思理论后果的评价充满偏见与不公。同时,伯林的批评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启发我们要审慎对待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要在承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追求积极自由、要重视个体责任和自由选择。

价值多元论与相对主义--论以赛亚·伯林对价值多元论的辩护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主张价值是多元的、不可通约的和冲突的。由于价值多元论与相对主义都拒绝绝对价值和绝对标准,因而一些学者质疑价值多元论是相对主义的。伯林站在价值一元论与相对主义的中道立场,通过求助于共同人性与普遍价值作了回应,不过这种论证依然没有逃脱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模式。

以赛亚·伯林自由观的悖论：在多元与一元之间

以赛亚·伯林依据价值多元论而主张消极自由,在其文本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等级序列——第一等级序列和第二等级序列——的消极自由。这种对消极自由的区分,可以解释柏林自由观的悖论,即对立基于价值多元论的消极自由的推演最终导向了消极自由价值的一元主义。这一悖论反映出伯林自由观的价值多元论与消极自由主张之间的张力。自由一元主义的结局表明伯林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心态,而试图将自由作为一种普世化规则的结果,必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迫自由"。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以赛亚·伯林对托尔斯泰的解读

伯林以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说明思想上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区别。历史上诸多思想家都可以归入刺猬或者狐狸的范畴,但是,当考查托尔斯泰的时候,却难以把他归入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为此,伯林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托尔斯泰的天性、天赋、本质、成就与他的信念、理想、对成就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上。伯林对托尔斯泰的考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动机和来源。

自由的捍卫者与自由的敌人——解读以赛亚·伯林对卢梭自由观的批判

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就体现卢梭本人的思想深度和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而言,其代表作首推《社会契约论》一书。因该书对自由的推崇和旗帜鲜明的论述,卢梭被称为"自由的奠基人"而入葬法国先贤祠。以赛亚·伯林作为上个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系统批判性研究中。以赛亚·伯林对卢梭的自由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将其称之为自由的敌人。我们通过解读这一批判,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两位思想家对自由的不同认识,进而描绘出人类对自由的认识从近代到当代的演变轨迹。

浅论学校纪律与学生个体自由之关系—基于以赛亚·伯林自由观的理论分析

学校纪律与学生个体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二者在对立之中有统一。学生自由应该在学校纪律之中得以实现。行政性纪律虽然能提高学校的运作效率,但是阻碍学生个体自由的实现。行政性纪律的泛滥不仅缩减消极自由,更会导致学生积极自由的堕落,使个体沦为纪律的"奴隶"。学生个体自由是道德性纪律的应有之义。自由只有在道德性纪律之中才能被学生充分拥有。

试析以赛亚·伯林创作特色产生的根源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思想的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伯林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他早期的创作中找到倾向。

内在的相容与张力——论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伯林以一位政治哲学家兼思想史家的独特视角,对政治哲学思想演进的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从而得出了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是价值多元论,伯林的所有著作都是由这样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并使之获得生命力。本文基于伯林价值多元论的思想来源、理论依托及其核心要义,探讨它与伯林自己提出的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伯林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相容性问题,同时论述了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自由观的论证,指出其理论存在的内在张力及问题。

翻译:构建译语受众与原语“他者”对话环境的过程——以《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翻译为例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译者所起的作用,是在涉及到三个人的对话过程中,帮助原文作者和译语受众相互沟通,达到对话的预期目的。因此,翻译的关键在于为译语受众与陌生的原语"他者"构建适宜的对话环境。本文作者以翻译《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的翻译实践为例,从把握总体基调,构建对话基础;克服受众局限,关注受众预期;精心设计话语,有效改善缺失等几方面,探讨如何在翻译中有效构建译语受众与原语"他者"的对话环境。

价值多元论的道德困境——解读以赛亚·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基督教道德与历史上伟大人物取得赫赫功业的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时,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多元。由此,伯林认为这一道德困境不是同一道德体系下的困境,而是两套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伯林阐发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并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来解决上述道德困境。但是,通过两套道德体系的理论不足以消解这一道德困境,而且也不足以证成价值多元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对解决道德困境的伦理标准的选择于事无补,反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尤其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人的自由也就越大;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人自身应当拥有自主性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含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似乎只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不太远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地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消极自由的发展指向一元主义,而积极自由的发展指向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及它所主张的积极自由比一元主义及它所主张的消极自由更合理,也更人道。

论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内在关系

以赛亚·伯林的自由思想起源于对西方传统思想的批判,正确理解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差别,把握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本清源,无疑具有理论的探讨意义和现实的启迪意义。

自由问题的反思与共同体的价值--读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

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为个人层面的消极自由进行了丰富的论证,并且揭示了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意图通过捍卫消极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由。然而伯林的自由理论却存在诸多缺陷,以致其逃不脱“普遍主义的贫困”。通过对消极自由的考察可以得知消极自由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积极自由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正确理解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共同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与共同体双向互动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真正保障和更充分地实现人们的权利。

以赛亚·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兼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

以赛亚·伯林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坚持价值多元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进行辩护的最好基础。关于价值多元主义,伯林和韦伯都认为它是现代文明固有的本质,但他们却在三个方面产生深刻分歧。通过对伯林与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发现支持自由主义的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观念的那些特征。

“两种自由”理念——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哲学简析

自由主义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而西方政治哲学三十余年的发展则主要是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分法的理论框架之中展开的。不管是社群主义的崛起,还是晚近的公民共和主义(尽管提出了第三种自由概念),都没有完全走出这种二元"自由观"的藩篱。积极自由固然重要,但免于受迫的自由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更应受到各种权力组织的重视,否则必然造成"羊"的受伤害。

为以赛亚·伯林的“第三种自由”辩护

以赛亚·伯林以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地区分而成为自由主义大师,他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但是其实他还提出了另一种自由,即退却的自由,但是他对这种自由方式持评判态度,认为这种方式会导致自由领地的缩减或丢失。但是伯林没有看到这种自由也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它是追求个体内心自由的重要途径,对自由的扩展有重要意义,价值多元主义应该赋予人们放弃自由的自由,所以"退却"的自由应该被承认并受到重视。

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概观

以赛亚·伯林是一个因自由观而闻名的思想史家。但他以一个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来解读浪漫主义,有其独特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并且浪漫主义本身早已不仅仅是文学的定性规定,它更多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对伯林的浪漫主义思想作一概观。

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

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20世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论以赛亚·伯林对价值一元论的批判

价值多元主义是以赛亚·伯林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价值多元主义要在对价值一元论的批判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伯林在明确价值一元论内涵的基础上对价值一元论进行批判,认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难以解释复杂的道德经验、概念上的矛盾,以及实践上潜在的极权主义危险。把握伯林对价值一元论的批判,为理解其价值多元主义和认知其思想的整体图景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视角,而理解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有助于反思和应对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