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节情与以道化情——先秦儒道“情”论之比较

“情”是中国哲学中人性论和性情论的重要范畴。“情”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地位。儒家“重情”,将亲情视作人伦道德秩序建构的基点,强调对“四端”道德情感的培育;儒家教化本质上是一种性情教,以诗教来兴发感动人心,使人得性情之正;儒家因人情而制礼,以礼乐来缘饰和节制人的情感,使之达于质文相济的中和之境。道家认为心性修养应以恬淡寡欲为上德,主张以道化情,超脱情执,复返自然,故表现出“无情”或“寡情”的倾向。儒道两家之情论殊途同归,都崇尚真诚,反对虚伪;主张情理融合,达到中和境界;提倡人格修养以能超越一己之私情、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为理想境界。

论唐玄宗与道教

唐玄宗在位时,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极力提高道教有关人物的政治地位;尊崇道教经典;优待道士、女冠;广交道士,对其深加礼遇;广兴道观庙宇,屡度道士,遍封灵山仙迹;迷恋于“长生术”等各种道术。玄宗神化老子,扶植道教,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并认为道教具有“惩恶劝善”、“训导氓黎”等妙用。这些都是他扶植道教的主要原因。在他和他的道教政策影响下,道教势力空前发展,官僚士大夫乃至妃嫔公主等崇尚道教之风盛极一时,神仙怪异之风十分猖獗。

从先秦“文”的观念史中挖掘“文—化”的教育意涵

当代教育学的理论构造与生活实践已经与“文化”这个词密不可分,中国教育学的深化发展很有必要追溯早期“文”的观念以接续自身的思想根源。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人形“文”与交错“文”的两类特征就存在着发展融合的轨迹。“文”的初义可能有两种不同走向但又彼此联系的起源,分别是表达与祖先神、上帝沟通的能力或状态的“通神”义,以及来自图腾、甲骨兆纹、礼器纹饰所代表的神秘图案的“纹理”义。春秋战国文献中“经天纬地”“因天之生也以养生”的“文—武”之“文”,以及赞颂圣王德行及其开创传统的“文—德”之“文”,有可能是由“通神”义所演化而来;与此同时,表示贯通隐显、具有信息指示作用的结构纹理的“文—明”之“文”,表达内在理据、法则、结构的“文—理”之“文”,以及表达显化、装饰等功能的“文—质”之“文”,有可能是由“纹理”义所演化而来。对先秦“文”观念的梳理,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自知自明,彰显“文”与“心”的关联意义以优化诠释“以文化之”,提炼“文—养”的观念来深化诠释“文而化之”,发掘“观—文”的思想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拓展对“文”“道”关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