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仪式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与实践进路

红色仪式是传承红色基因、传播革命精神的规范性、程序性、重复性的政治象征活动,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具有独特作用。从教育功能层面来看,红色仪式情境渗透理想信念价值,红色仪式符号诠释理想信念意义,红色仪式情感激发理想信念追求。从教育实践层面来看,要创设红色仪式教育情境、优化红色仪式符号资源、增强红色仪式情感能量,以激励仪式参与者坚定理想信念。

在场与浸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仪式化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是国家层面最高的集体归属感基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仪式作为兼具文化展演和情感凝聚功能的象征性活动,具有独特的载体和路径作用。仪式通过发挥认知在场与情感浸润的心理作用,以集体记忆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以情感共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可以通过强化仪式顶层设计、丰富仪式传播场域、突出仪式共有符号等途径,挖掘仪式承载的共同性价值,发挥仪式的社会化功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价值得以隆重、庄严、规范的呈现和强化,促使行为从特殊到日常的流变,以此助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美的仪式:颜值经济下女性个护小家电产品设计的文化透视

本文从“仪式化现象”“仪式感原理”“仪式性理念”三个层面,在文化视域下解读当前女性个护小家电产品的商品消费与造物设计所呈现出的“美的仪式”。当代女性对颜值的高度崇拜,引发了以提升颜值为目的的个护小家电产品消费行为,并在消费社会仪式属性的操控下呈现出仪式化的特点。作为被象征符号建构的仪式之物,女性个护小家电产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文化叙事来生成仪式感。从知觉到符号的仪式感感知作为抽象意识形态具象认知的主要途径,成为女性个护小家电产品的设计原理。女性个护小家电产品的设计围绕仪式话语、仪式形式以及仪式情境三个方面,形成了以创设仪式性符号为核心的设计理念。

仪式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党支部思想建设的价值意蕴和实践理路

仪式作为兼具展演色彩和教育意义的象征性活动,在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仪式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党支部思想建设具有促进其内涵式发展、拓宽教育载体、增强学生党员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价值。可以通过加强仪式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资源共享,开辟“校内+校外”的仪式空间,延展教育场域和善用仪式象征符号,创设教育情境等举措促进仪式教育更好融入高校学生党支部思想建设。

传统仪式的实践与村落共同体重塑——以清潭村“舞草把龙”仪式为例

传统仪式具有凝聚社会团结和强化集体力量的作用。清潭村“舞草把龙”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传统仪式具有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自觉与内生动力、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等功能,为重塑村落共同体提供了活动空间、认同基础、文化逻辑、秩序规范等基本性要素。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着重从互动仪式核心要素运行前、运行时、运行后,析毫剖厘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重塑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为多维度探究传统仪式的功能发挥与村落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作为社交货币的《狂飙》:影视剧出圈的互动仪式链研究

在寻求认同感与表达欲的数字互联时代,高热度的影视剧成为重要的社交货币,网络视频平台的发展为个体搭建起使用社交货币的虚拟场景,为个体间互动仪式链的形成提供条件准备。在对影视剧《狂飙》受众群体的互动仪式链形成与产生效果的研究中发现:互动仪式中产生的身份符号与情感能量能够投入新的互动仪式中,将过去与现在的情境相连,对影视剧的出圈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从媒介触达到情感认同: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妇联政务短视频的传播互动机制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来观照妇联政务短视频,研究发现各级妇联有效发挥了互动仪式链视频触达、行为触发和情绪触动的传播机制,在短视频平台上营造了一种虚拟在场的高度团结的群体组织。通过设定明确的参与边界、关注性别有关热点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内部的情感联结,起到了组织动员广大妇女群众的积极作用。此外,妇联政务短视频号建立了政府与基层妇女群众之间的崭新的沟通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妇联组织的媒介形象,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促进了良好网络舆论环境的形成。

建国初期阅兵仪式塑造政党形象的符号维度(1949—1956)

政党形象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抽象的政党形象表征于外,是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每年举行一次阅兵仪式,从而构建起庞大的符号象征体系。借助仪式符号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抽象的政党形象被具象化。其间,透过特定的仪式符号,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成功地宣展于国内外。基于新中国1949至1956年间举行的阅兵仪式,探究在百废待兴的环境下,政治符号如何塑造政党形象。当下政党形象塑造要加强政党自身建设,巩固形塑之“基”;挖掘创新仪式符号,搭建象征之“林”;充分利用宣传媒介,拓宽传播之“维”。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建构与优化——以“带着国旗去旅行”全民网络活动为例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开展已成为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带着国旗去旅行”全民网络爱国活动,以生活叙事活化爱国话语,以数字化+仪式营造爱国活动的共联共境,以寓意驱动建构情感共同体,通过创新性的仪式展演流程和数字化仪式展演手段,成功地将爱国情感融入网络空间,引起参与者的强烈共鸣。该活动从仪式符号运用、仪式时空构建、仪式展演形式、仪式传播模式四个方面成功地将教育仪式与互联网相结合,实现了全民网络爱国活动的仪式化建构。为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实效,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创新仪式符号话语表现形态、拓展仪式时空、促进仪式教育资源融合共进、扩展仪式传播的多维创新空间。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间隔年”(gap year)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而“过渡礼仪”成为其重要的过程机制。“分隔礼仪”体现的是和先前世界的隔离,其核心要义是冲破理性化世界后的自主选择。在迷茫与机遇、兴奋与惆怅并存的状态下,个人层面上极具张力的重大决定与社会层面充满道德意义的新仪式促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形成。“间隔年”及青年“认同重构”已不再属于“边缘仪式”的亚文化范畴,而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标志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仪式感视角下旅游产业发展的价值逻辑、现实问题与发展路径

当追求仪式感成为旅游者旅游消费的重要动机,如何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期望,就成为旅游产业发展必须重视的新课题。旅游仪式感的塑造既是旅游者对旅游地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旅游产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围绕当下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文化价值缺失、文化符号挖掘不足等问题,探讨以仪式感赋能旅游产业发展的价值逻辑,提出从精准嵌入文化内涵开发有特色的旅游仪式活动、规范设计展演体系展示旅游地仪式活动、创造仪式性环境为旅游地仪式活动营造氛围、凭借新媒体手段为旅游地仪式活动造势等方面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家校共育:机制、困境与路向

家校共育是我国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的要求,是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学业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互动仪式作为微观社会学概念,提供了一个整体把握家校共育的认识框架和一个自下而上审思家校共育实践的整合型分析视角。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留守儿童父母“身体缺场”,家校“脱域”互动;参与主体异质,家校关注焦点离散;家校互动地位能力势差,情感能量积蓄失衡;家校共育主体身份认同危机,一致行动受阻。农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的未来路向应从拓展家校沟通平台,形成双向共时教育信息互动模式;达成教育价值共识,提升家校共育的稳定性;相互尊重平衡地位势差,激发参与主体的情感能量;推进家校互动制度化建设,保障家校共育主体身份认同等方面寻求突破,以提高家校共育的科学性,进而提升家校共育实效。

符号隐喻建构下的音声叙事——客家“埔寨火龙”仪式音声的隐喻性与文化认同

“埔寨火龙”是中原舞龙习俗与客家本土文化互动、交融下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客家地域特色的舞龙文化,其仪式中的各类“非语言性”和“语言性”音声符号,背后隐喻了客家社会的族群历史、文化认知观念和社会结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埔寨火龙”仪式音声是客家人的一种“族性符号”,它隐喻了客家人的“中原文化情结”和“中原汉民身份”。但从音声符号的文本建构来看,“埔寨火龙”又是一种多重文化认同建构下的文化再造,其仪式音声的符号隐喻,折射了客家社会对族群、区域、国家的三重文化认同思想。

仪式性民俗体育的文化表达——以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项目为例

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及深度访谈等方法,从非遗保护与传承出发,对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进行宗教信仰、起居习俗、苗族文化等方面的人类学考察,进而对清水江“玩水龙”的发展历程、制作技艺、社会结构、文史价值、濒危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探究苗族“玩水龙”这种仪式性民俗体育项目的文化表达方式。研究认为:一、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展示着苗族人民的制作技艺,表达着苗族人民的技艺传承;二、其教育特色与道德约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重要的历史、社会价值,这也是苗族“玩水龙”独有的文化特质;三、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玩水龙”的文化表达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是苗族“玩水龙”的社会功能由祈福功能逐渐向休闲娱乐功能转变,其次是苗族“玩水龙”的存在价值由祈雨纳福向旅游经济转变,最后是苗族“玩水龙”的组织管理由民间自发组织向政府主导转变;四是苗族“玩水龙”的参与人群由男性特权向群体参与转变。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死—生”仪式:谢晋电影语言与“现代化”

在新中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仪式化表达,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也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死亡仪式的表达或不再使用,或被改造成了“死—生”仪式,即把情感的表达更多投向未来。谢晋电影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彼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不无关系,而这一思潮背后更有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立足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仪式化表达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大,谢晋在大变革的时代既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也坚持了传统的审美。

现代国家仪式的政治效能研究论纲

精准评估国家仪式是推进国家仪式研究的核心工作。本文基于“政治效能”概念来确定评估的方向,并分解出“过程效能”和“结果效能”两种类型,用于评估国家仪式的内在过程和外在结果。借助政治现象学方法,国家仪式的评估方案需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以国家仪式能否促进国家发展为首要内容;兼顾国家仪式的主客观要素;系统性地评估国家仪式。国家能力理论和政治认同理论能够分别实现评估“过程效能”和“结果效能”的目标,也能够接受三个原则的检验,所以适于充当此后指导评估实操的基本规范。

孝道传承与危机分担:南岭走廊瑶族丧葬仪式中的民俗教育

丧葬仪式体现了民众最传统的社会法则与文化逻辑,具有重要的民俗教育功能。南岭走廊瑶族丧葬仪式通过文本演述、“送灵安魂”、上祭守孝、集体互助、空间净化等环节,创造出一个民俗教育的濡化空间,对个体进行浸润与教育。一方面重视传承孝道观念,进行悲伤纾解与情感疗愈;另一方面重建社会秩序,包括强化三界空间认知与象征秩序,以及经由集体分担死亡危机恢复社区公共秩序。对丧葬中多维民俗教育方式的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如何在民众生活中融合共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民众乐观豁达面对死亡的生命智慧对于当今社会的生命教育具有深刻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