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于礼者:传统婚礼仪式专家的知识传递与当代实践

对仪式专家的考察被视作理解礼仪影响普通民众和基层社会的关键。传统礼仪实践中的仪式专家有着复杂的构成和多元庞杂的知识体系。仪式专家的民间礼仪实践是礼俗互动的过程,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挪用互相拉锯的场域。包括俚儒、媒妁、卜祝等在内的传统婚礼仪式专家处于传统礼仪实践的整体之中,对多元仪式传统兼收并蓄,一直传承至今。当代传统婚礼仪式专家除了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还在传统婚礼实践中主动丰富传统婚礼知识的内容和价值内涵,并且因应时代发展,主动调适、转换身份。仪式专家的行动者属性,及其所具备的主体性和反思性,对于当下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信仰与民间权威的建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研究综述

民间社会权威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一般而言,民间信仰之仪式专家可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大类,前者以传统儒生为主,同时是民间信仰的总领或组织者;后者则直接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持人或主祭者。本文试图从固有的研究论著中梳理出民间权威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内在关系,重点关注民间信仰三类仪式专家的身份及其神圣性即卡里斯玛的来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不同仪式专家如礼生、香花和尚、火居道士以及萨满等仪式专家之间的异同,进一步讨论他们与民间社会权威的复杂关系。

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

本文讨论的是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传统知识的传承问题。在这一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在国民教育中推行新课本,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旧书"的流通,试图借此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一些经济模式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其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传统经验运作,也因此,承载着传统知识的"旧书"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保存。本研究的主要受访者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作为回乡知青,他们出于生计考虑,加之国家医疗政策的推动,选择成为赤脚医生。在对医书与其他"旧书"的接触中,他们习得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并在经济因素和乡村日常生活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在后集体化时期不约而同地成为仪式专家,以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

仪式专家与传统的发明:云南省武定县龙潭村祭山神的个案研究

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被发明、创新。在当下,政府意志和市场运作是保护、承袭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云南省龙潭村的仪式专家张修良作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名边缘人士,在没有政府介入和商业实践的背景下,依托地方性知识和乡村社会的行事准则,发明、重构集体性祭山神祈雨的仪式传统。在没有外在驱动力的情况下,大部分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并没有保护、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张修良发明仪式传统的实践虽存在时效性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平衡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流保护模式仍具有借鉴意义。

仪式美术:概念建立与非遗保护

仪式美术是美术的一种类型,也是仪式的重要形式构成,它是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一种非遗类型概念。广义的仪式美术,指所有仪式活动中的美术,包括奥运会、世博会上的美术等;狭义的仪式美术,主要是指传统仪式中的美术表现。传统仪式美术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仪式性美术创作。对于仪式美术的保护,要在仪式团队保护和仪式专家的保护两方面下功夫。

金门民间道教仪式的知识流动与重组

根据金门岛的民族志材料,一方面从仪式表演风格分析道士与法师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仪式知识产权的角度分析法师与聚落庙的仪式专家的关系。结合美学与社会学的面向,对地方祭仪体系提供一个较完整的图像。

湘西梯玛仪式实践中的“路程记”研究

对于湘西西水流域的山地社会而言,走动不仅是乡民日常生活常见的身体移动方式之一,也是地方仪式专家梯玛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梯玛歌”的仪式展演中来往于不同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身体“移动”方式。梯玛的这种“行走”,伴随的是梯玛歌的唱诵或念诵,尤其是其中的“路程记”部分。作为梯玛歌及其仪式实践过程中最基础的部分,“路程记”有“阴路”和“阳路”之分。“阴路”依循已有的路径前进,以相对固定的方式流传下来。

神圣悖论与民间信仰双重性

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学本质,即是中国信仰在民间的实践方式。它以中国底层社会大众对于神圣及其神圣祭拜对象的理解,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套神人互动的信仰仪式及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机制。其中,仪式专家或仪式承包者既是民间信仰仪式的操持者,也是民间信仰观念与仪式精神的维系者、传播者和信仰方式变革的推动者,是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复苏的最直接发起者和关键性力量。为此,对仪式专家或仪式承包者的研究,就能整体把握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而呈现中国民间信仰的内在统一性与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大体呈现了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的行动社会学研究特征。本专题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民间信仰仪式专家身份及其神圣性构成,并分析了近年来城镇化过程中的身份变迁,如何实现民间信仰的社会化与公共化建构等问题。如何将民间信仰与＂人的城镇化＂、城市文化建设彼此结合,既满足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信仰需求,又能很好地实现乡村民众信仰方式的转变,建构民间信仰的现代化转型,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进步。这些论述与讨论,无疑已成为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问题。

梯玛世家——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的田野报告

本文使用民族学田野作业方法,调查考证一个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仪式专家(梯玛)班子在自己的家族社区内部生长、传承过程及其特点,着重论证梯玛和家族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并借以推论梯玛、梯玛家族及其土家族土司的边缘化特征。

赣南客家民间信仰的地方性传承——基于传承主体视角

民间信仰的传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和信众作为民间信仰的传承主体,对信仰的地方性传承起决定作用。仪式专家施演的各类仪式强化着民间信仰的传承,而且仪式专家作为人与神、人与人的纽带,其自身的传承效果就直接关系着民间信仰能否实现顺利地传承。此外,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也需要仪式专家参与挖掘与传授。而信众作为民间信仰仪式、民间信仰文化、民间信仰精神等的消费者及其传承主体,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心理需求等都会对民间信仰的传承产生重要的影响。

过关与护花——广西昭平县仙回瑶族乡“作花楼”仪式考察

对"花王圣母"的信仰普遍存在于广西的壮、侗、瑶、苗、仫佬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中。作为主管生育、护童、延寿、消灾、赎魂之女神,在历史上,围绕"花王圣母"信仰而展开的仪式主要有"作星"、"架桥"、"剪花"、"暖花"等。广西桂东地区乡间现存的"作花楼"仪式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越人的"花王圣母"信仰,同时也汲取了道教的诸多元素。

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的“家族道士”研究

以笔者近年在上海浦东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浦东川沙道士薛明德先生的口述资料为基础,本文尝试研究清末至解放初期上海浦东乡村道士的概貌。长久以来,这些乡村道士以"家族道士"的形式生存,世代延续着家族的道业。作为浦东地方社会中最主要的"仪式专家",历史悠久的家族道士常常成为一个社区仪式生活的"主祭司"。通过提供传统的仪式服务与仪式指导,家族道士与社区的庙和村民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主顾关系。另一方面,浦东沿海社区的各个家族道士之间因为互拜法师形成的"师承"关联,以及共同的祖师祭祀、仪式互助等行动,使该地区的家族道士自然地形成一幅地方道士团体的面貌,表达了这些火居于社区之中的乡村道士的一种身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