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童子仪式文艺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述评

“香火童子仪式文艺”一般指江淮地区以禳灾、治病、求福为目标的民间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文本,其往往被认为是江淮地区所独有的一种仪式文艺。随着学术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山东、东北等地的多种仪式文艺均与之同质同源。本文在已有丰富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各地共有的标志性仪式与文艺特征对“香火童子仪式文艺”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已有研究做学术性反思与展望。

论仪式文艺的功能导向

仪式文艺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仪式紧密关联的文艺样式,它历史悠久,门类繁多。对照通常的文艺作品,仪式文艺只有在以仪式为中心的文艺场域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演,仪式与文艺叙事经常迭相嵌套,其文本具有多样态的存在方式,其叙事则常与文本外的仪式实践互相映射。它跟俗文学一样具有显著的模式化特征,却有着一般文学不具备的针对仪式之传统指涉性,传统之外的接受者容易发生理解错位。它经常在名实、逻辑、伦理等方面与通常的文艺审美习惯发生违和之感。这些表征皆可归结于它服务于外部仪式实践的基本存在方式,功能导向是仪式文艺的根本特征。

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仪式文艺的文类转换:以南通童子书为例

江淮地区的南通童子书是香火童子仪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形式,童子书中的巫书和劝善书在清末已形成稳定且独具特色的文类特征。在长江两岸仪式文艺的交流中,南通童子书对以沙上宝卷为代表的江南宝卷类仪式文艺的创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童子书逐渐脱离仪式成为仅供阅读的通俗唱本,其中大量民国时期上海石印童子书在后续学术讨论中被误认为鼓词、弹词等通行文类。在以上两种路径的文类转换过程中,仪式功能导向和商业价值导向分别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仪式文艺与信仰实态——基于三官身世叙事的考述

与一般民间故事不同,仪式文艺在民间信仰语境中具有显著的功能性。目前可见多种仪式文艺文本中存在关于三官身世叙事的内容,其中既有最简版的“三女三子”叙事模式,也有“四女三子”与“四女四子”的增长版叙事模式。叙事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角配置的不同,这代表着三官信仰在地化的区别。海州云台山一带的三官信仰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区域性祠祀,影响着江淮神书;而西南地区的三官信仰却趋于弱化,体现在当地的梓潼阳戏中。由此可见仪式文艺对信仰实态的依存。

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文艺——重建民间文学学科版图中的说唱与戏曲

民间文学概论体系中一向包含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两类却鲜有问津,如此反差显示出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尚未完善。现代学术史告诉我们,这两类从一开始就处于多学科之间,并非民间文学所专有。1949年之后,随着国家文艺政策的变动,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重大调整,民间文学界将“曲艺”和“民间小戏”等国家话语转换成了学科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仪式活动的解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以仪式为主的实用功能引起了充分关注,民间文学界理应站在考察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立场上,展开与曲艺学、戏曲学既有交叉又有自身特质的专业研究,并可在“民间表演文艺”的概念统摄下,将它们安置于民间文学学科版图之中。

地方性知识的转换:降水母传说流变考

"僧伽降水母"原本是泗州的地方传说,自元代起,该传说被作家纳入戏剧、小说等俗文学创作,情节和角色更加丰富,传播范围亦有所扩展。近现代以来,作为"普遍性知识"的水母传说依托长江下游的忏文、宝卷等形式重新汇入"地方性知识"。与以往各类文本相比,当前仪式文艺中的水母传说一方面保留了明清俗文学的创作成果,另一方面吸纳了信仰叙事,在仪式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实际功能。降水母传说在俗文学中的流变以作家的编创和民间的重述为动力,体现出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双向互动的机制。

南渡记忆: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和传说演化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从《显应桥宝卷》看时事故事宝卷的生成机制与叙事特征

《显应桥宝卷》是一部在清末民初的吴方言地区流传极广的时事故事宝卷。其产生极有可能与“卖朝报”“说因果”这两种早于宝卷出现的民间说唱文艺有关。作为一部时事故事宝卷,《显应桥宝卷》的叙事框架虽与现实的事件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具体的情节展开却通过“简化”与“增饰”这两种文艺化策略,呈现出更符合普通民众审美的通俗文艺作品风貌。一些不见他载的人神互动情节也是《显应桥宝卷》叙事的一大特殊之处,这应与此卷在信仰仪式中被宣演的仪式文艺性质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