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村婚礼仪式及仪式用乐研究——以宁晋县W村为例

婚礼是个体生命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个体社会角色与责任的转变,其仪式流程彰显当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人文风貌。仪式流程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受现代的流行趋势以及审美趋向的影响被不断建构。本文以宁晋县W村为例,分析当下河北农村婚礼的生成背景、仪式流程以及仪式用乐情况。

《清史稿·乐志》载元旦节仪式用乐研究

《清史稿》分本纪、志、表和列传,乐志部分完备地记载了清代宫廷的礼仪用乐。本文以《清史稿·乐志》为研究对象,以元旦节仪式用乐作为切入点,主要探讨清代宫廷元旦节仪式用乐的发展轨迹、乐章及乐制,以便考察其文化特质和主要内涵。

从隰尊铭文看晚商仪式用乐

隰尊是帝乙、帝辛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了晚商时期王(很可能是帝辛)亲自参加、由"妇"(很可能是妲己)操办的一次肜祭,器主隰是"妇"的媵臣,在仪式中担任万舞的领舞并受到王赏赐,仪式中用编庸演奏新的祭祀舞曲。此铭与同时期的万(豕匕)方彝铭文以及一些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提示出商代晚期仪式用乐发生了体系性的新变化,这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人事变动和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山东省滕州市孔子后人葬礼仪式用乐考察

2010年9月18日、19日,居住在山东省滕州市级索镇大官庄村、作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的孔祥全老先生葬礼仪式举行并入土孔林。鉴于孔老先生身份的特殊性,笔者全程考察了葬礼仪式。文章从其身份特殊性和当地丧葬礼仪及其用乐的普适性意义视角切入,观察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当下存在。该丧葬仪式请礼相参与主持,设置了祖悼官、拜旌宾等角色参与祭拜,选取六代传承的孙家鼓吹乐班为其仪式奏乐。仪式程序古朴、繁琐,用乐场合繁多且用乐类型丰富,充分体现了"礼乐相须为用"的原则。

鼓吹乐的演进历史--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丧葬仪式用乐为例

本文通过地方志文献记载与口述访谈相结合,展示了清代、民国、当代三个历史时期,永年县丧葬仪式的用乐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改变。乐人通过演出曲目与表演形式的创新,满足雇主与观众日益变化的审美需求,进而维持生存。

明清吉礼小祀“三皇、先医”仪式用乐考述

元代以降,三皇、先医信仰一直居于国家祀典重要位置。明清时期,三皇、先医列为吉礼小祀级别,通祀全国,官民共同参与祭祀活动。明中后期,吉礼小祀开始用乐,主要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教坊司承应,主要采用笙管笛领衔的鼓吹乐类型,其与嘉、宾礼之宴飨仪式用乐、佛道教斋醮科仪用乐存在相通性。封建制度解体后,在对医药信仰诉求和官方礼乐认同之下,民间社会将官祀三皇、先医神祇及其依附的仪式和用乐接衍,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吉礼小祀用乐,在国家礼制仪式用乐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形成我国传统音乐"整体一致性下区域丰富性"情状的重要因素。当下,邢台沙河"三皇祭典"仪式用乐,与明清吉礼小祀和道教斋醮科仪音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映出国家礼制用乐—宗教科仪用乐—民间礼俗用乐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礼乐文化与民间礼俗文化密切融合,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

“谋杀了上帝”之后——京西丧礼仪式及用乐的现代变迁

本文将当下京西丧礼仪式中的民间瑜伽焰口佛事音乐与袁静芳的《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王海涛的《北韵佛曲》中记录的北京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在仪式音乐现代转型、快餐化与世俗化的表象背后,本文探寻并剖析了当下京西丧礼瑜伽焰口佛事音乐所以产生如此嬗变的根本原因。

五台八音会在婚丧仪式中的用乐

五台八音会鼓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音乐包含了五台山寺庙音乐、宫廷唢呐吹奏庆典鼓乐、民间笙管吹奏鼓乐、民歌小调及戏曲音乐。五台八音会旧时俗称“鼓班子”“鼓房子”,五十年代初改名为“八音会”;现在当地俗称为“响打的(当地方言)”,专门承揽祭祀、红火、婚丧、祝寿等民俗仪式中的吹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为《八大套》。本文通过对五台县婚丧礼俗仪式流程的调查来研究八音会在婚丧仪式中的用乐情况,揭示音乐与仪式的联系并真实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八音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南朝鼓吹乐分类之辨析

鼓吹乐在南朝时发展迅速,由于其形式的多样化出现了各种名称,从而导致了现代鼓吹乐分类的混乱。文章通过对各种分类观点以及史书中各年代所出现的鼓吹名称的分析,试图说明鼓吹乐的分类以所使用场合及功能的不同来划分,南朝时分为军队用乐、仪式用乐和宴享用乐。

泰山、岱庙、东岳庙祭祀用乐研究综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祭祀,继而形成礼制与礼俗仪式,属吉礼范畴。礼乐作为中国人仪式性诉求的情感表达,体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多类型性和多层级性。文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礼"的层面,未有把"乐"上升到与"礼"相对等的地位。对于礼制仪式及用乐的研究多强调前者,忽略了礼制类型与礼制类型的对应性,缺少从乐的视角整体认知,这就造成了一些研究弱化了乐在仪式中的作用,缺乏整体性、综合性的考量。泰山、岱庙历史上曾是国家祭祀皇家祭祀范畴,同时岱庙、东岳庙历史上又曾是地方官府祭祀场所,且明清时期东岳庙祭祀乃是国家小祀之群祀,封建制度解体以后,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礼俗,东岳庙祭祀也随之转为民间礼俗,由此泰山、岱庙、东岳庙祭祀用乐包含了国家礼制仪式用乐的多层级、多类型。

冀南地区民俗祭祀用乐考察研究——以永年县台口村庙会为例

在"吹歌之乡"与道教草创发源地的文化背景下,冀南地区祭祀仪式用乐通常有"俗乐"、"道乐"以及"俗道"并用三种形式。当地"俗"、"道"之分主要依据奏乐者身份:前者由吹鼓手承载,通常指响器班和军乐队;后者由道士承载,相应有道乐班。响器班的演奏形式既有"行乐"也有"坐乐",乐队组合有粗乐、细乐、粗细混用多种组合方式,演奏中一个曲牌对应一个"簧",主旋律称为"上韵",伴奏称之"下韵",不同职司的乐手按股取筹。本文以位于邢台、邯郸交界地带的台口村庙会为例,呈现民俗中礼乐相须的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音乐在仪式中的功能、内涵等相关问题。

汉代鼓吹乐分类之辨析

鼓吹乐是汉朝时已经开始流行的一种合奏音乐,虽流传多年,但至今人们对鼓吹乐的分类仍然存在多种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分类观点的分析和各类书籍中出现的各种鼓吹乐名称的分析,说明鼓吹乐从汉代开始形成分类,其分类依据是使用场合及功能的不同来划分的,一般分为军队用乐和仪式用乐两种。

关于佛教、道教与民间乐社用乐相通性的思考

本文针对寺院、道观、民间乐社某些层面用乐的相通性、一致性,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视角,从功能性仪式用乐,从文化整体的层面,结合文献和当下实际进行考察分析,力求能够对传统音乐有如此众多的适应性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从仪式和非仪式视角看国家用乐机构之承载

回归历史语境,把握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礼乐为仪式用乐,俗乐为非仪式用乐,如此形成中国音乐文化两条主导脉络,以表达国人情感的用乐诉求。周代国家用乐机构由春官统辖,侧重礼乐,礼俗兼具,诸侯国以＂有司＂承载。秦汉时期太常掌礼,乐府掌乐,其乐同样礼俗兼具。从乐的视角把握,乐府是乐之府,乐府之＂乐＂涵盖了＂诗＂,我们可侧重诗的研讨,但研究乐府应充分考虑乐的整体存在。哪些属于仪式为用,哪些属于非仪式为用;乐涵盖了哪些体裁、题材和技艺形式,以辨析国家用乐理念和机构乐人承载之变迁的深层内涵。在这种意义上《乐府诗集》是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之乐语的集合体。

中国人情感的仪式性诉求与礼乐表达

乐,是由音声为主体、艺术化表达人类情感的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功能。中国先民将乐分为礼乐和俗乐两大类型,对应仪式和非仪式为用。用于仪式且固化者为礼乐,不用于仪式者为俗乐,这是类分的意义。乐可表现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每一种心境都是情感的具体显现,礼的意义在于"著诚去伪",礼乐负载"天地之情",以达"神明之德"。没有仪式为用,就没有礼乐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乐之仪式为用定然与礼相辅形成。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为用,其乐章、乐曲被注入了仪式感,脱离这种仪式场域论乐难以把握礼乐意义。人类情感可类分出多种功能,乐因情感之功能类分出多种用途。人类需要仪式化情感诉求,这仪式化情感诉求中所用的乐当属礼乐情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仪式性用乐标志着礼乐观念的产生。礼乐观念催生礼乐制度,而礼乐制度必有礼乐形态。礼乐形态与礼制/礼俗仪式相须为用,形成场域,既烘托仪式气氛,又表达人类的丰富的仪式化情感。中国先民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将仪式化诉求类分为五,所谓吉嘉军宾凶,彰显仪式的类型性意义,如此这仪式化情感诉求所用的乐具丰富性,由不同乐制类型以为对应,这是礼乐整体意义下雅乐核心为用和鼓吹乐等多类型、多层级为用。形式不同,情感指向也不一致,层级显现差异。礼乐同样是人类情感表达的基本方式,以音声为主体,艺术化表达彰显情感的丰富性意义。

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婚俗音声考察——以崇义县上堡婚礼为例

婚礼习俗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人生五大习俗中最为重要的礼俗。文章以崇义县上堡乡丁家排客家婚礼仪式为案例,对婚礼仪中的礼仪程序的变迁及仪式过程中的用乐、乐师传承情况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从而说明婚俗仪式蕴含了该民族民系的心理取向和精神内涵,具有丰富的文化韵味和价值。

礼俗·礼制·礼俗——中国传统礼乐体系两个节点的意义

中国语言具有多义性和丰富性,同一词语在不同时段内涵有着差异性,礼俗仪式用乐即如此。本文从华夏文明"国家"确立前后以及清代雍正禁除贱籍前后两个历史节点把握礼俗仪式用乐与礼制仪式用乐的关系。前一节点重在部落氏族方国阶段乐从俗到礼俗、进而与国家礼制相须为用的过程,形成了影响中国三千年礼制仪式用乐的主导脉络;后一节点重在雍正禁除贱籍导致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向民间礼俗仪式用乐的转化过程,辨析曾经的官属乐人由于生存方式改变导致其承载与国家礼制仪式相须为用的乐向民间礼俗转化,这对传统国家礼乐文化下移造成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地方官府官属乐人承载的国家礼制仪式及其用乐为民间礼俗所接衍逐渐"俗化"。当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存在的民间礼俗仪式用乐无论其观念、形式乃至音乐本体都可显现礼乐文化大传统的存在。应考量传统仪式用乐理念在当下国家意义上如何前行,中华礼乐文明如何具有发展动力。承继历史上礼乐文化大传统的民间礼俗仪式用乐当下以"小传统"存在,彰显当下主流社会中礼乐文化整体观念的缺失。

中华礼乐文明、礼仪之邦的历史与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渗透着礼乐文化的基因,为礼乐文明、礼仪之邦。本文对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的礼乐文明内涵进行辨析,探讨当下学界对礼乐认知的误区,把握礼乐与礼制、礼俗仪式相须为用,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乐之国家意义的代表。从乐的本体视角与礼的类分对应,探求中华礼乐文明、礼仪之邦传统延续,重建礼乐体系之可能与可行性意义,使传统礼乐观念以其实在的表现融入中华现代文明之中。

山东莱芜西部鼓吹乐班之“窝铺”辨析

山东莱芜西部地区的一些吹鼓手乐班称为"窝铺",凡窝铺必是连续传承若干代以上的班社,其承载的民间礼俗仪式以及仪式中的用乐都相对传统。本文从窝铺词源的考据入手,结合多种文献并行实地考察,对窝铺发展的历史,吹鼓手窝铺称谓的内涵与演化,吹鼓手窝铺的服务群体、承载民间礼俗仪式、乐队组合形式、传承方式以及乐曲本体等方面进行辨析,认为吹鼓手窝铺的祖辈是历史上为官府服务的官属乐人,他们在脱籍之后分散各地将其所承载的国家礼制仪式用乐转化为民间礼俗仪式用乐并服务乡民。乡民对此有文化认同,并与吹鼓手窝铺共同将民间礼俗仪式及其用乐的承载延续到当下。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唢呐班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与机制研究

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及其他仪式为中国乡村唢呐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通过描述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及其他仪式用乐的变迁过程,深入阐释用乐变迁的核心驱动机制,可以发现:婚礼仪式用乐在文化涵化机制驱动下日趋简化时尚;葬礼仪式用乐在文化适应机制驱动下略显丰富多样;其他仪式(尤其官方仪式)用乐在礼俗互动机制下呈增减并存的态势。这些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乡村唢呐班的生存与发展,亟需被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