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传播·认同:主场外交中的仪式表征与国家形象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举办了多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新时代大国形象更加鲜明。以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为例,通过举办主场外交活动,仪式化身份建构、仪式化主题设置形成共识、仪式化空间重置话语空间和仪式化展演彰显文化魅力,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主场外交的能动性;通过多元传播、共情传播、话语传播,展现开放、自信、幸福的新西藏,实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建构。这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形象也从“他塑”逐渐转为“自塑”,向世界展现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

场景化与仪式性: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影像传播路径

历史上傈僳族惯于迁徙,同西南其他民族在“藏彝走廊”中持续展开文化融合,他们“沿着太阳落下的方向”,从北往南迁徙,并在多方互动中构建自身认同。傈僳族口头文学众多。以祭祀为核心的叙事长诗内容丰富、语言质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傈僳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傈僳族文学的精华部分。除了对口传内容进行记录和翻译外,非遗影像传播需要特别关注场景化、仪式性和影像化,如通过浓缩的仪式程序和动作、神性空间中大量的视觉建构、集体记忆中反复强调的自然和文化认知图景等。它们既是口传文学背后潜藏的场域信息,也可以此为路径勾连和展现傈僳族的文化形貌,使之成为表征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符号。

文化自信场域下民俗体育文化的仪式表征及文脉赓续

民俗体育文化是支撑文化自信场域、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民俗体育文化自信场域的生成包含动力源泉、生存根基、灵魂符号三个维度,即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各族人民的主体创造和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面对文化自信、民族复兴的感召与民俗体育文化因仪式表征弱化及摈弃而陷入传承与发展困境的矛盾,需增强仪式感教育,架构培育民俗体育文化自信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结构;基于民俗体育文化与本土空间的互构共变关系,重构民俗体育文化仪式表征;营造有助于文化认同的情境,形成民俗体育互动仪式链等。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自信,赓续民俗体育文化血脉。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仪式表征——以彝族式摔跤为个案

基于仪式表征理论,采用个案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探寻民族民间体育以赛事为典型文化事象,积极建构主体"级序性"集体认同的途径。认为:在现代化转型带来集体认同建构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因其来自生活、极具群众基础而使赛事意义在"符号本身、运动员表达、观众认知"3个层面上被理解,故在村寨、城市与国家等"层级"赛事场景转换中,以国家认同统摄族群、民族认同的"级序性",在满足主体集体归属认知与情感依附需要的同时,实现集体认同对人际同一性的要求。

地方节日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表征——以广南壮族皇姑节为例

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是云南文山广南壮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节日,其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皇姑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胞妹安化郡主。当地壮族群众通过每年举行隆重的接皇姑仪式活动,以实现祈求皇姑庇护壮族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谐安宁的美好愿景。近年来,政府主导下的皇姑节"非遗化"传承和仪式展演,成为民族文化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和表征其集体记忆的文化实践。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不仅承载着广南壮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蕴含着广南壮族追求平安幸福的心理诉求,而且还强化着广南壮族的地方认同,在壮族地方社会中具有多重文化意蕴与社会功能,对传承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主场外交中的仪式表征与国家形象建构

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办了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成为建构新时代国家形象的象征性政治仪式。主场外交通过时间表征、空间表征和文化表征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的主体性理念、主体性行动和主体性视角,凸显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主体能动性,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国家形象建构逐渐由"他塑"转向"自塑"。

网络视频空间青年参与的行动逻辑和仪式表征

援引人类学研究中的仪式分析框架对网络视频空间青年群体的参与行为展开解释性分析,试图探寻参与的发生机制和参与者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参与是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青年主动寻求自我表达空间,同时提升情感体验、实现身份认同、进行文化共享的实践。这种弥补性的仪式过程是青年进行心理补偿和身份重塑的主体性行为过程,使青年暂时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焦虑,并借助网络实现了和外部世界的平等对话。随着参与的进行,青年以积极的文化生产者这一角色重新回归心灵的平和状态,与此同时,新的"冲突"也在不断上演。

“俗中寻圣”:安徽花鼓灯的仪式性表征

花鼓灯作为淮河文化的一种综合性集中体现,在其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形式和程式的相对固定而建立起的一套表演性质的文化规范——"舞蹈仪式"。它既是神圣的仪式,也是民俗性的娱乐。这类活动往往在艺术审美层面被忽视,而其背后产生的社会及文化秩序效应则是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与本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基于此,以安徽地区花鼓灯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厘清花鼓灯中的仪式性分类和差异比较,进而从中提取出花鼓灯的仪式性意义。

湘西“玩菩萨”仪式中的具身认知过程与仪式效验——兼论仪式表征理论的局限

近年来,仪式效验越来越为仪式研究学界重视,并在理论层面有所推进,其中皮埃尔·斯米特的“心智陷阱”说尤为值得讨论。它虽然为仪式效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认知路径,但此一解释并不充分,且其中有关“陷阱”和“想象世界”的表述依然传递出“仪式并非那么真实”的含义。在湘西“玩菩萨”仪式中,以仪式专家梯玛为核心的仪式唱诵,主要参与者的身体动作与姿势以及对仪式物品的操作展现出一个具身认知的过程,以使敬奉的诸神接受事主提供的“钱财纸火”,从而帮助事主一家从“该神账”的人顺利转变为“还了神愿”的人,最终实现仪式效验。换言之,仪式中的具身认知过程与仪式效验的实现有紧密关系。这项分析一方面反思了斯米特“心智陷阱”理论的缺陷并有所补充和推进,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仪式效验讨论对于仪式研究中表征理论的质疑和突破。

殊途同归:伦理选择与仪式书写——比较文学视域中的《哈姆莱特》与《铸剑》研究

同属于叙述类文学的《哈姆莱特》和《铸剑》都讲述了一个借由仪式向国王报杀父之仇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哈姆莱特和眉间尺面临着相同的伦理选择,即身为臣民的他们该如何有效地且不受社会伦理谴责完成复仇行动。为了让故事主人公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顺利完成为父复仇的冒险家行动,莎士比亚和鲁迅都在其文本叙事中穿插了地位转换仪式书写。仪式书写建构了仪式展演空间,能够进一步强化文本复仇故事主题,彰显出复仇故事的伦理价值与人物伦理选择的意义。

生活歌唱与仪式表征——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生仪礼歌研究

清江流域土家族的人生仪礼歌根植于保护生命、转换身份和愉悦生活的文化土壤中,主要表现为打喜歌、婚嫁歌、丧葬歌等歌体形式。人生仪礼歌的核心是生命仪式,围绕生命仪式构成的人生仪礼歌的文化表现多样化,歌唱活动成为人生仪礼中记录生命历程、赞颂生命精神的生活行为。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生仪礼歌的生成和发展始终围绕生命与生活展开,蕴含在人生仪礼中的歌唱传统被唤醒、被激活、被创新,并且在当代民众生活中不断得以建构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