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郊庙仪式声诗的舒迟和雅风格及其形成

用于郊庙祭祀等仪式的声诗,即雅乐的乐章被赋予了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礼乐文化的重要体现。其歌辞的撰写、表演风格的形成,均典型地映现着当时的文化特质。本文在对比历代郊庙声诗形式构成的基础上,对宋代郊庙声诗的总体风格进行了全面评析。认为宋代郊庙声诗风格舒迟和雅,鲜明地表现出模范"古乐"传统、全然雅颂化的倾向。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宋代文化建设中浓厚的复古思潮息息相关。

《诗经·小雅·鱼丽》篇发微

从《诗经·小雅·鱼丽》的主旨、所蕴含的巫术意识与心理、复沓与列举的修辞方法及“鱼”的象征意义上看，这首诗无疑是一个渔猎时代巫术仪式的记录。从仪式诗到宴饮诗，它经过了文人的加工与改造，这也正反映了早期诗歌艺术在起源、传播方式。

论《葛生》非抒情诗——一个主题学分析的个案

运用主题学分析方法,从《葛生》一诗提取出六个主题,将其置入当时的语境,发现诗篇所写女人去墓地凭吊亡夫情事,并非源于个体性的爱情冲动,而是一场周朝正统婚姻理念的仪式性表演。在此表演中,个体的抒情策略性地隐含了群体的叙事。就此诗具有的公共性判断,它既非刺诗,也非怨诗,更不会是抒情诗。

中国早期“诗”的“歌化”与“歌”的“诗化”

“歌”偏重于表达欢悦之情,是其颂赞性形成的基础。西周早期的礼乐文化建设,又突出了仪式颂赞乐歌的合乐性。早期的“诗”则为讽谏而产生,因警蒙的讽诵被纳入《诗》。从公卿列士的讽谏之“诗”,到乐官蒙讽诵的“变雅”,就是“诗”通过仪式而“歌化”的过程。“诗”的“歌化”模糊了“歌”“诗”之间颂赞与讽谏的界限,推动了“歌”与“诗”的合流。发生在西周后期的“诗”的“歌化”与“歌”的“诗化”,让“诗”与“歌”在相互影响、合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稳定的意义指向:“诗”为歌辞,“歌”指合乐歌唱。后世不断发生的“歌”与乐分离成为“诗”之一体的过程,也是文人学习“歌”之体式从而推动诗体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过程。

《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兼论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

《周公之琴舞》通过"琴舞""启曰""乱曰"等表现出来的乐歌属性,并非其文辞的本来面目,而是后世改制的结果。其中的歌辞很可能来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儆毖"之语。它们最早只是史官记载的产物,未与仪式配乐发生关联,也未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的《颂》中。至周穆王经历家难、仓促继位时,通过"言古以剀今"的改制,周成王"自儆"的"元纳启曰",遂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上"诸侯进戒嗣王"的《敬之》。经过改制配入仪式,既是《周公之琴舞》的"元纳启曰"进入《周颂》的途径,同时也是导致《敬之》在情感上游离于《闵予小子》等三首诗歌的根源。就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而言,"言古以剀今"的《敬之》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周公之琴舞》的"儆毖"属性与后世"疾而歌之"的讽刺之"诗"略有不同,但"言古以剀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纳谏意味,以及诗歌本身的"儆毖"主题,仍然让《敬之》成为周代诗歌史上最早的具有"诗"之意味、并借助于仪式变成乐歌的作品,为后世"诗入仪式"的正式登场开启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