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幡画、仪轨图与敦煌绘画实践

通过对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幡画及仪轨图等有关案例的分析,并将这些可移动材料及其制作过程与壁画画工的做法加以区分。用于制作壁画的准备材料包含有限的、孤立的主题草图,他们可以根据可用空间进行修改,而菩萨、天王和其他辅助人物的幡画,通常是以两套及以上的形式制作的。幡画按真实尺寸制作,其特征和构成元素能准确呈现在绘画表面。此外,仪轨图的绘制可能是由不同阶层的从业者完成的。僧侣或法师,而非画室画工,负责执行仪式空间与活动时使用的仪轨图,或负责制作陀罗尼版画中复杂场景的草稿。此类仪轨图明显使用了其他技术,例如添加于曼荼罗之上的颜色标记,绘制工作中的方位标记以及添加的大段经文标记等。

西夏文《金刚经》注释、仪轨文献综述与考补

本文在系统梳理、修订《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金刚经》注释、仪轨文献的版本、题名、题记与卷数信息,整理回溯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金刚般若心真(咒)》与《金刚能断之功德》两篇未被前人所注意的,译自藏文的《金刚经》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考察。首先,《金刚般若心真(咒)》本质上来自印藏佛教传统,与亦来自印藏佛教传统的西夏译《金刚经》注释文献《明义灯记》共有相同的作者(或传讲者),其附于译自汉文本的《金刚经集》后刻印,显示出二者可能有被搭配使用的情况。其次,《金刚能断之功德》应译自拥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藏文《金刚经》仪轨文献rDo rje gcod pa'iphan yon,接近于后者多种版本中的两种,rDo rjegcodpa'iphan yon则与诸汉文《金刚经灵验记》密切相关。由《金刚般若心真(咒)》与《金刚能断之功德》两种西夏文文献,可以看出汉、藏两支佛教传统在西夏的融通。

仪轨中的乐舞——莫高窟第14窟金刚萨埵曼荼罗乐舞考

文章以莫高窟晚唐时期第14窟主室北璧东起第四铺金刚萨埵曼荼罗为研究对象,通过图像与密法经典之间的相互参照,分析了其中的乐舞,认为密教乐舞按照固定的观行仪轨,强化了乐舞的功能性,具有程式化的表现特征。密教乐器具有法器和乐器的双重属性,其象征性大于功能性。

方塔出土西夏藏传密教文献“修持仪轨”残片考释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佛经"修持仪轨"是藏传佛教密教经典,记载的是上乐金刚本尊坛城身轮、语轮、意轮四方四隅的神灵安排。其中,身语意轮四方四隅为二十四处音译词,这些音译词均为古代印藏地名,即密教二十四宫。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可以勘同中原汉文文献译名,如拶兰怛啰,梵文Jālandhara,汉文文献作阇烂达罗等。神灵名可与藏传密典《上乐金刚坛城修证仪轨》一一对应,"修持仪轨"或可名为"上乐金刚坛城修证仪轨"。

汉传佛教大型法会《水陆仪轨》版本研究

作为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寺院规模最大的佛事活动。"水陆道场"几乎包容寺院现行各种法要的形式与内容,涵盖汉传佛教尤其是南方寺院梵呗的几乎全部种类。水陆道场严格依照仪轨施行;现今使用的《水陆仪轨会本》是漫长年代传承过程中不断修纂演进的结果。文中将以水陆道场的历史沿革为线索,讨论水陆道场使用之经文版本的历史变迁状况。

俄藏西夏文藏传密续《胜住仪轨》题记译考——兼论藏传佛教传播西夏的时间

俄藏西夏文藏传密续《胜住仪轨》标题后题记记载了《胜住仪轨》的梵文著者、藏文译者和西夏文译者。梵文著者"须摩底乞哩底"指印度大班智达Sumatikīrti(善慧称),藏文译者"丕啰纳乞哩底"指西藏译师Praj1ākīrti,即玛觉·洛追扎巴(mal gyo blo gros grags pa,智慧称)。善慧称为11~12世纪初人,据藏文文献记载,他曾到西夏弘传了藏传佛教胜乐密法,是目前所知最早到西夏传法的印度上师。结合现存藏传西夏文佛经的译经时代考证,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早在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时期就已经开始在西夏传播。

衡山《礼金刚舍利塔仪轨》梵呗初探

本文以近年来衡山礼金刚舍利塔仪轨梵呗来观照衡山佛教音乐文化,主要从礼塔梵呗的构成、风格及价值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介绍。结合分析可见,衡山礼塔梵呗在传承传统音乐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与时代紧密联系的开放特征。

西藏岩画与苯教仪轨文献研究

与西藏岩画联系最为密切的文献资料应该是敦煌古藏文苯教写卷,这些写卷中记载的苯教传说与仪轨内容,隐晦而曲折地反映了早期羌人西迁、开发藏北草原(藏语“羌塘”)的历史过程;而西藏岩画则以生动而写实的画面,直接表现了羌人西迁及开拓“羌塘”的壮举。研究西藏岩画,不能不特别涉及到苯教仪轨文献的研究。

赣西北普庵教普济与显济二坛堂法事仪轨研究

普庵教的信仰本质是对佛教高僧普庵古佛的崇信,它的特色表现为融禅、密、道、巫为一体。普庵教的传承以普庵教香花弟子坛堂为依托,它的存续以独特的民间宗教仪式为载体。现实中,普庵教的独特性在淡化,它的传承潜伏着危机。

论唐代的讲经仪轨

唐代的讲经仪轨 ,历来由于资料文献的限制 ,使我们难以了解其真实面目。由于敦煌文书的整理 ,发现了大量的讲经文及俗讲仪式 ,从而使我们能够还原讲经法会的仪式程序。本文利用圆仁的记载及敦煌文书 ,讨论了唐代讲经法会的主要成员及其仪轨次第 ,尤其对“都讲”进行了溯源性的考察 ,提出佛教的“都讲”并非来自儒家的都讲制度 ,只是在翻译时借用这个名词而已。我们重新恢复了当时法会的真实面目 ,并且构建了当时法会的一些通用仪轨 ,对于进一步研究唐代的法会仪轨 。

P.T.528号《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之内容是相关修习法的简要概括,可能是吐蕃人所作。其中的修法、密咒等,反映了吐蕃时代的多闻子信仰流行的情况。在后弘期文献中,尚未发现与此一致者。所讲述的修习仪轨等,可在与多闻子有关的密典(唐代汉藏译本)中能找到依据。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三坛大戒”制度的仪轨沿革与戒本解析

古心所撰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意在强调在末法时期,为使正法久住,当以持戒为第一修持要义的宗旨,对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发展、完善实有首倡之功,当属三坛大戒的开山之作。法藏所撰之《弘戒法仪》明确提出了"三坛戒法"、"三坛传戒"之称谓,使得三坛大戒齐受的戒律实践有了可依之文本,为后世三坛传戒法式的成熟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心再传弟子见月的《传戒正范》是明清之际中国佛教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成熟之作,历代诸本传戒仪轨的集大成者,是明末清初以降,佛教丛林最为流行的传戒范本。

药师佛造像的仪轨与配置

本文主要论述药师佛造像的仪轨与配置,并阐释药师佛图像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涵。同其他诸佛和菩萨像相比,药师佛的组合像显然是最中国化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又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更蕴含着中国人对佛教人生、对宇宙时空的理解。

试论福建佛教仪轨在台湾的传承

在闽台文化交流史上。闽台佛教交流是一个重要内容，而福建佛教仪轨在台湾的传承又是其重要环节。福建历代高僧辈出。向来是中国佛教重镇，其长期绵延积淀的佛教仪轨，是中国佛教仪轨的精华。正是因为这些佛教仪轨的精华传人台湾。使台湾佛教有仪可行，有轨可依，即使在日据前期。也坚持保持着中国传统佛教的本色。

玛塞尔·拉露及其《<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布画肖像图》

本文对法国藏学家玛塞尔·拉露(Marcelle Lalou)的佛教图像研究著作《<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布画肖像图》(Iconographie desétoffes peintes(Pata):dans le Ma?ju'srīmūlakalpa)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初步评述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临猗仁寿寺“阿弥陀佛圣诞”佛事仪轨实录

佛教的庆典法事是佛教的盛会。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为阿弥陀佛圣诞。临猗县位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此有着深厚的积淀。仁寿寺是该县唯一的现存寺院、佛教活动场所。笔者于2003年12月10日对其寺院举行的“阿弥陀佛圣诞”佛事仪轨进行实录,共分为:香赞、称圣号、诵经咒、赞偈、拜愿和供佛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