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与制度创新: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冲突与调和

随着证券市场纵深发展和2019年《证券法》确立特别代表人诉讼,我国证券纠纷数量急剧增长。为保障证券纠纷高效处理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司法部于2021年制定了《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然而,我国对证券仲裁的规制尚不完善,而美国FINRA规则和联邦最高法院Concepcion案判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和美国证券仲裁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行规则,比较分析了证券仲裁的自愿性和强制性规制模式。鉴于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我国应从利益平衡角度规制证券仲裁,不能完全照搬美国证券强制性仲裁格式条款规制模式,但可借鉴其在证券.仲裁中增加强制性的经验,在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的基础上,采用默认选择仲裁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我国应对证券强制仲裁的格式条款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以实现快速解决证券纠纷和妥善保护投资者的多重政策目标。我国法律应循序渐进地建立集团仲裁制度,借鉴代表人诉讼的实践经验,先发展普通代表人仲裁的模式,然后探索特别代表人仲裁制度。

多法统筹视角下我国体育仲裁管辖权界的协调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我国体育仲裁作出许多创新规定,深度推进我国体育纠纷治理,管辖权是其核心议题。因多头划界,体育仲裁管辖范围与周边解纷机制存在交叉。研究认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多法统筹视角下,解析我国体育仲裁管辖权界协调问题,并实现体育仲裁与周边解纷机制在管辖权上的“三重协调”:1)事际协调旨在厘定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与体育仲裁的管辖权界,核心是根据争议事项的法律性质和关系结构,明确三者的各别管辖和合并管辖范围;2)空间协调旨在厘定体育组织内部、国内与国际3种体育争端解决机制间的管辖权界,核心是确立专属管辖、先后位序与意思自治原则,准确实现管辖分流;3)程序协调旨在厘定调解、仲裁与诉讼3类体育解纷程序间的管辖权界,核心是明确可调解性、可仲裁性和可诉性三者之间的包含与监督关系。据此划定我国体育仲裁管辖权界,并在多法统筹视角下提出其与周边解纷机制的协调方案。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论联合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的设立路径

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及其适用

本文结合国际商会仲裁院成立以来所实施的仲裁规则及其修订,论述了《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的独特特征。作者还结合我国法院的涉外审判实践,论述了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就意味着该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只能由该院仲裁。

国际商事快速仲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以仲裁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为视角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快速仲裁因其简便、高效、经济的优势,而在近年来获得广泛运用。但其采取的缩短时限、限制步骤、独任仲裁员、减免理由等程序简化方法,可能成为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21年7月出台的《快速仲裁规则》,虽较好解决了以往快速仲裁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机构裁量权之间的规制协调上仍有空白及不完备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快速仲裁中,应明确快速仲裁退出情形下的规则适用;为规避仲裁裁决执行风险,可对仲裁庭时限调整裁量权的未尽情形进行补充说明;除非当事人在最后一次陈述之前要求详细的仲裁裁决理由,仲裁庭在裁决中说明的理由原则上为简略理由,并运用简略裁决的具体形式作出相应裁决结果。

体育仲裁“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多维解读与适用进路——以新《体育法》第97条为中心

新《体育法》中新增体育仲裁专章成为我国体育仲裁救济方式之开篇,该章第97条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体育仲裁中的法律规范,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与进路尚不明晰。所以有必要先分析“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体育仲裁中的内在逻辑。其次,因新《体育法》第97条在规范上存在概括性和模糊性,故须明确该原则的生效时间、作用对象、作用范围以及例外情况等内容。最后,分析体育仲裁实践中出现“重复仲裁”“重复诉讼”现象的多重诱因,结合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域外经验以及国内民事诉讼判定“重复诉讼”的标准,总结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进路应当遵守“三同说”基本原则,以及在涉兴奋剂案件和第三方主体案件中的特别标准。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多维解读与适用进路的确定,可有效减少甚至规避“重复仲裁”“重复诉讼”现象的产生,同时有力助推我国体育仲裁独立、公正、高效运行,更好地发挥体育仲裁在体育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体育仲裁人权保护路径及其发展趋向研究

法治是秩序的灵魂,人权是秩序的基准。国际体育仲裁折射出的本质是人权保护。在仲裁过程中,程序公正是其必然要求,司法介入是人权救济的最后路径。从人权保护的发展趋向研析,国际体育仲裁具有审查监督国际化、管理机制科学化以及仲裁范式本土化的特征。

我国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临时仲裁制度是涉外法治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注重涉外法治对健全国内法治的促进作用、贯彻司法支持仲裁理念、平衡公正与效率价值是我国在构建临时仲裁制度当中应遵循的基本逻辑。现阶段,将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内仲裁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基础。为构建系统化的临时仲裁制度,不仅需要在立法层面赋予其合法性,创新仲裁员选任规则,建立仲裁员委任机制,还需完善第三方协助机制,健全以司法监督为主的多元化监督体系和责任体系。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论体育劳动争议视角下的体育仲裁受案范围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劳动争议排除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引发实践中体育劳动争议的管辖困境,影响体育仲裁制度立法目的的实现.纪律处罚和注册、交流场景下的实际案例显示出体育劳动争议与普通劳动争议之别.争议主体资格认定的体育专业性、从属对象及其从属性强弱的体育特殊性,以及争议主体间体育工作合同的弱劳动性,决定了体育劳动争议与普通劳动争议解决方式的差异,反映了当前处理思路在管辖、法律适用、纠纷处理机制衔接和时效性等方面的局限.为了高效、公正、专业地处理体育劳动争议,可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方式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做进一步划分.

临时仲裁应当缓行

1994年仲裁法颁布后,关注、探讨仲裁制度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其中论述临时仲裁制度、特别是论述应当在中国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文章并不少见。在2002年5月31日《法律服务时报》王洪坤撰写的《引进临时仲裁壮大我国涉外仲裁实力》一文中(以下简称《引》文),作者认为,在各国都极力把仲裁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而使得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要使我国的涉外仲裁事业更进一步,就应当引进临时仲裁。《引》文还列出一条消息:大连海事大学的胡正良教授已成功地以临时仲裁的方式审结了一起租船纠纷案,当事人已经自动履行了该裁决。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仲裁员国籍规则

仲裁员国籍规则是仲裁机构任命仲裁员的重要依据。国籍规则的目的是保障仲裁员中立性,其内涵则是仲裁员的文化背景中立于当事人国籍国的文化背景,消除仲裁庭对一方当事人有倾向或成见的可能性。从实质上看,国籍规则的内容关乎技术国籍以及仲裁员与当事人国籍国其他密切联系的认定。从形式上看,国籍规则的内容关乎其效力程度以及适用范围。不同仲裁机构的国籍规则在实质和形式上的规定有所区别,原因在于仲裁员中立性代表的公平价值和仲裁庭顺利组成代表的效率价值有所冲突。我国仲裁机构也应当构建仲裁员国籍规则,规范外籍仲裁员在我国参与仲裁,通过保障仲裁员中立性提高仲裁公信力。

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因应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于,其一,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践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国际商事规则。通过良法善治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其二,能够总结、提炼我国所提出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舞台上,充分体现中国关于国际治理的声音。然而,我国目前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国际商事仲裁法学被边缘化导致涉外仲裁人才的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缺乏差异化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仲裁司法审查人才的培养。需要从提升我国目前仲裁从业人员处理涉外仲裁业务的能力,解决涉外仲裁人才短缺的一时之需;改进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提升学生理论水平;进一步优化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能力,这三个维度,因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要求。

育儿假相关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

【案情】程某系某公司员工,2022年12月,程某妻子生育孩子。2023年2月,程某以要处理家事与换新工作为由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批准。离职后程某回头找单位理论,认为自己孩子还未到6周岁,2023年在单位工作期间还未来得及休育儿假,单位应当将未休育儿假假期以工资形式补偿给本人。双方协商无果后,程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公司支付育儿假假期工资,仲裁委经审理查明,程某在岗期间未曾向单位请假休育儿假,单位也无不批准程某休育儿假的情形。因此,程某的诉求因无实际休假事实与法定休假权被侵犯事实,程某主张的公司支付育儿假期工资诉求,仲裁委裁决未予支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仲裁应用审视

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的仲裁事业近年日益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据统计,2022年,全国277家仲裁机构共办理案件475173件,其中89家仲裁机构运用网上仲裁方式办理案件154911件,占比近1/3。数据表明,仲裁智能化进程业已开启且不可逆。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生成方式,重塑了人类与技术的交互模式,以Chat GPT(聊天生成型训练变换模型)为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多方面的人类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从智能互动、仲裁文书生成、程序信息化出发,简化优化仲裁流程,大大提升仲裁效率。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与仲裁协议冲突的解决机制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交流增多,贸易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多的摩擦与争议。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多样化机制之一的国际商事仲裁,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仲裁行业也面临着效率困境,这推动着各大仲裁机构扩大自身程序管理权来提升仲裁效率。

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制度适用:实证检视与完善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投资仲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紧急仲裁规则旨在弥合争端发生和提交法庭之间的时间差,确保临时措施得以执行,同时保障紧急仲裁员的独立地位,尽量减少司法机构的干预。然而,紧急仲裁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机制,在起步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条约纠纷中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紧急救济措施,因此紧急仲裁是否适用于投资条约纠纷值得重视。本文对紧急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仲裁案例,为投资条约争端中的紧急仲裁提出完善路径。

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引入的研究

临时仲裁是与机构仲裁相对应的一种仲裁形式。只要某仲裁协议中未指定某仲裁机构管辖并接受其程序上的管理,便归入临时仲裁的范畴。临时仲裁在内地的引入具备了必要性条件和可行性条件。临时仲裁有着其固有的法律优势和无可替代的市场价值。自贸区政策呈现出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临时仲裁的倾向。新发布的《仲裁法》意见稿明确提出了“专设仲裁庭仲裁”的概念,虽然在特别规定中仍存在一些模糊或者空白之处,但仍然为临时仲裁的引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国内的法律水平和法治氛围已经达到了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外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