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应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

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已发展成为当代仲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仲裁庭有权决定其自身管辖权 ;法院直接处理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权力被限定在支持与协助仲裁程序的范围内 ;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决定享有必要的司法监督权。这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完整的内容体系。我国应全面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 ,赋予仲裁庭决定其自身管辖权的权力 ;同时还应该限制人民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直接管辖权 ,取消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决定权 ,赋予人民法院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庭管辖权决定必要的司法监督权。

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管辖权自治原则

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庭管辖权自治原则理论依据的"合同授权说"与"法律授权说"均有其合理之处。该原则主要源起于欧洲大陆,并已得到世界大多数仲裁立法及仲裁规则的认可。就目前的实践而言,该原则包含了仲裁庭对其管辖权的决定和法院的控制两个方面。由于其顺应了仲裁发展的需要,我国仲裁立法应确立管辖权自治原则。

我国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之完善建议

基于当事人授权理论、法律授权理论、完成使命理论等理论支撑,仲裁庭有权决定自身管辖权。确立并完善我国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需通过延后法院介入仲裁的时机、增加法院对不服仲裁庭裁定的受诉规定、废除法院内部的层报制度,进而规范法院对于仲裁的司法控制;同时,需取消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异议决定权、撤消仲裁机构的前置表面审查程序,使得仲裁机构回归其辅助地位的本位;还需弥补现行仲裁庭不开庭审理情形的立法疏漏、扩充仲裁庭审理管辖权异议案由、赋予仲裁庭对继续仲裁程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健全仲裁庭审查权限。

论我国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运行之困境

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运行于我国的仲裁实践中,仍面临着法院监督不当、仲裁机构权力错配、仲裁庭权力缺失等困境与不适。法院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之监督不当体现为法院对仲裁管辖权的优先决定权、法院对仲裁程序的不合理中止、法院救济的部分缺失;仲裁机构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确定的权力错配则表现为仲裁机构与法院的职能重合、仲裁庭的职能被架空,此一现状极大损害了仲裁庭的仲裁独立性,致生仲裁管辖权问题的矛盾裁决,降低了商事仲裁的效率,提高了商事仲裁的成本。仲裁庭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确定的权力缺失则肇因于仲裁庭对仲裁机构授权的过分依赖以及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在我国尚未完成确立的现状。

刍议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已被国际仲裁立法和实践广泛接受,它是指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权裁定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而不是指在任何情况下,仲裁管辖权都应由仲裁庭来决定。而且,仲裁庭的管辖权决定不是终局的,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我国将仲裁管辖权的确认权赋予仲裁委员会不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惯例,是不科学的,建议我国仲裁制度确立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最新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的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其中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增大,其可能管辖的国际商事交易也变得更为复杂。国际仲裁机构面临与国家法院的良性竞争,需要国家从制度上支持仲裁,也需要仲裁机构有效管理仲裁程序,并且加强对仲裁程序中适用中间救济的保障。虽然国际商事仲裁被认为具有仲裁员自由选择、程序灵活、快捷廉价和便于全球执行的优势,但是三者在实践中通常并非毫无疑问,尤其是就仲裁员选择而言,实践中在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和仲裁代理人关联关系的认定上就存在不少争议。同时,在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仲裁庭管辖权自治的非终局性、禁诉令的效力和实体准据法的确定等几个问题上,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新发展都值得关注。此外,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仍有很多前沿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以多方参与仲裁程序和仲裁中的抵销问题最为突出。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禁止仲裁令制度研究

禁止仲裁令制度有一百多年历史,该制度的亮点是一国法院禁止外国仲裁。签发主体问题上,法官不能主动签发,申请主体包括仲裁协议第三人,法院无需为自然法院。签发场合包括对抗程序、重复程序、关联程序、依据既判力、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签发条件类似于签发止诉禁令的条件,其中实体性条件为影响仲裁程序公正,程序性条件要求申请不得延迟。签发对象包括当事人、仲裁员、仲裁庭。仲裁庭一般只主动执行仲裁地法院签发的禁止仲裁令。仲裁员和当事人执行禁令考虑执行地因素、属人因素、财产因素、徒刑因素,常采用上诉、禁令、和解救济途径。

浅析中菲南海仲裁案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政府声称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称为UNCLOS）为依据，就中菲南海争端启动强制仲裁程序。菲方此举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此种方式使中菲南海争端国际化，获得国际舆论上的优势，从而以强制仲裁的方式侵占中国在南海的部分岛礁及附近海域。面对菲律宾的这一举措，中国采取了不参与仲裁程序的态度和立场。本文将通过梳理菲律宾针对此次仲裁提出的诉求及其所谓的“法律依据”，得出菲方主张的不合理性和非法性，并且就中国如何以国际法和事实为基础影响仲裁庭的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公司国籍认定的外国控制标准--以《华盛顿公约》第25条(2)(b)为切入点

在以公司为申请人的国际投资争端中,ICSID仲裁庭首先要认定公司的国籍以确立其属人管辖权。除了传统的成立地标准和住所地标准外,《华盛顿公约》第25条(2)(b)后半部分还构造了公司虚拟国籍:如果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客观上受外国控制,且主观上争端双方同意为了公约之目的而将其视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则东道国实体可以启动针对东道国的ICSID仲裁程序。然而,对于如何认定外国控制、外国控制者、同意形式和效力等关键问题,《公约》本身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适用外国控制标准过程中,仲裁庭对上述问题也存在一定分歧。随着我国涉诉案件不断增加,明确《公约》文本含义,分析仲裁庭外国控制标准的适用路径,对我国应对投资仲裁中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