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司法适用研究——以《仲裁执行规定》第9条、第18条为中心

仲裁案外人权益保护的制度缺漏,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和第18条新设立的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而得以补正。有关我国31份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不予执行的程序要件(第9条)和实体要件(第18条)的审查顺序、审查标准等具体规则尚不一致,有必要对此重新检讨审视,探究隐藏在法律现象背后的程序法理。对程序要件抑或申请成立要件应作形式审查,而对实体要件抑或裁判支持要件应作有限的实质审查。

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研究

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态度转向消极,拒绝主动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胜诉的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其他国家申请强制执行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均面临法律困境,鲜有成功。尤其是,印度不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并在《纽约公约》中作了商事和互惠保留,且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过于简单,国内法中关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缺失,以及外国投资者面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适用难度大和国家豁免问题,这些都成为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随着中国投资者与印度投资争端的增多,诉诸国际投资仲裁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救济手段。为应对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难的问题,建议中国与印度协商签订新双边投资协定时明确投资争端属于商事争议,并增加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条款,同时强化磋商、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分析

仲裁作为现代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最主要的方式,其裁决结果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尽管《纽约公约》列举出了几点缔约国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但我国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不足,如对“非内国裁决”、被撤销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以及对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因此需要确立“非内国裁决”的标准,给予我国法院执行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并且限缩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制度适用:实证检视与完善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投资仲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紧急仲裁规则旨在弥合争端发生和提交法庭之间的时间差,确保临时措施得以执行,同时保障紧急仲裁员的独立地位,尽量减少司法机构的干预。然而,紧急仲裁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机制,在起步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条约纠纷中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紧急救济措施,因此紧急仲裁是否适用于投资条约纠纷值得重视。本文对紧急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仲裁案例,为投资条约争端中的紧急仲裁提出完善路径。

人民法院执行仲裁裁决的依据探讨——以某仲裁裁决执行问题为视角

根据《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仲裁裁决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但在仲裁裁决不明确时,法院的执行解释是否可以作为仲裁裁决的执行依据,我国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分析实践中出现的仲裁裁决执行依据不明确引发执行争议的原因,可以发现执行解释不能作为仲裁裁决的执行依据。为进一步完善仲裁裁决执行依据,应当强化仲裁队伍建设,提升仲裁文书质量;建立裁执衔接机制,加强执行沟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仲裁执行依据;规范仲裁司法审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

香港回归之前内地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需要到香港执行的得到了顺利的协助，香港回归之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香港不再把内地的仲裁裁决视为“公约裁决”，承认与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发生了变化，香港法院中止了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程序。这是“一国两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两地终审法院应迅速建立协议关系，进行司法协助。

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再造--从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切入

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在我国《仲裁法》中阙如。为遏制虚假仲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实践表明,该制度虽能够遏制虚假仲裁,但难以承载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的全部重任。在案外人语境下,现行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是一种将裁决既判力与执行力混同处理的实用主义做法,因案外人撤销裁决制度的缺失导致其难以逻辑自洽。我国未来立法在完善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渠道时,可在国内仲裁中尝试引入仲裁第三人,并设立案外人撤销裁决制度。同时,应当防止撤销程序对裁决执行的不当干扰,以达到裁决的高效执行和实体公正的合理平衡。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民事司法协助模式的突破与缺憾——兼评《关于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作为港澳特区间首个民事司法协助安排,延续采用我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模式,回应了有关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理论争议,明确了特区间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和协商主体,完善了生效程序,并进一步表明特区间开展民事司法协助事项属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但是,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包括安排性质的模糊性、达成和生效过程效率较低、签订主体与批准生效主体不一致可能存在的安排能否通过以及能否原样通过的风险、中央对安排内容是否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滞后性等。

诉讼程序中止与强制执行仲裁协议——谈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支持

中止诉讼程序和强制执行仲裁协议,是法院保证仲裁协议有效实现和支持仲裁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目前,各国在诉讼程序中止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有关的立法和实践也渐趋一致,但对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问题则尚存分歧。新的国际立法趋势是承认法院有命令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权力。我国在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仲裁立法的过程中,无疑应对国际的普遍实践和新的立法趋势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理智的选择。

论电子商务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电子商务仲裁相对于一般商事仲裁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为电子商务仲裁协议(条款)的"书面形式"问题以及网上仲裁地的确定问题。我国在承认与执行电子商务仲裁裁决时,应该将电子仲裁协议(条款)视为书面形式;应该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方法确定网上仲裁地;亦应按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电子商务仲裁中对非国内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

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审查期间申请财产保全的困境与出路——以“大韩海运株式会社与海航集团案”为视角

长久以来,由于《纽约公约》的条文空白,使得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审查期间申请财产保全的问题未能得以妥善解决,而"海航案"也再一次将该问题提到了公众视野。国际法上国际条约的空白和互惠原则的抽象,使得该问题需要各国国内法加以明确。而基于我国现行国内法,对该问题的忽视也令其缺乏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正是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该问题上的空白,令其陷入了困境。当前,支持和发展仲裁已然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共识。国际法层面,通过对我国在互惠关系认定上日趋灵活的立场把握,以互惠原则解决该问题具有一定可行性。而在国内法层面上,从财产保全和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设计初衷出发,通过灵活的法律解释或许也能有效地化解困境。当然,再灵活的法律解释都无法替代明确的法律规定。立法层面对该问题的重视,是化解困境的根本之道,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应然之举。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试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立法完善

仲裁作为与诉讼相并列的一项纠纷解决机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学者视为诉讼替代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执行国际仲裁协议和裁决的公约(待完善草案)》评析

《执行国际仲裁协议和裁决的公约(待完善草案)》由著名的国际商事仲裁专家范.登.伯格起草,于近日对外公布,征求意见。《草案》是在总结《纽约公约》优点、缺点和其实施50年来在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纽约公约》的核心部分做了保留,对一些条文进行了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实践的需要,新增了对仲裁协议的执行,放弃拒绝执行仲裁协议理由的规定。

海峡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民事仲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当前,以仲裁方式解决两岸经贸纠纷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但两岸现行相互认可与执行民事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却存在简单套用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的规定、申请认可时效违背仲裁效率原则、潜藏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滥用可能和可以认可与执行的仲裁裁决范围不明等问题。为了消除上述问题,海峡两岸可采取完善各自单边立法、签订两岸专项协议,乃至两岸统一后由全国人大统一立法的对策。

论虚假仲裁的规制——兼评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为了规制虚假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创设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在这里,规制虚假仲裁的前提,是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够直接损害案外人的权利,即实体权利、程序权利和另诉权利。但在承认既判力的前提下,上述权利并不能被损害。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可以发现,规制虚假仲裁在"疏"不在"堵"。应承认生效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保证案外人可以正常提起另诉,不受原仲裁裁决的约束,也不受其执行力和证据推定效果的影响。与之相比,设置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不仅没有必要,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故应将其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