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越初探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展开,逐渐对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与超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从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治理策略及生态治理目标体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而且为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格伦德曼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维度与生态意蕴

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内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格伦德曼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阐发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指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双和解的人类中心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从思想史视角来看,格伦德曼开创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赋予“支配自然”积极的意义,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诘难,凸显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当前“人类世”背景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中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视野下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制度的思考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利用”和“保护”的主次关系一直争议不断,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问题的凸显并不在于立法主旨上“人类中心主义”或是因此产生的“野生动物资源观”,主要问题在于对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时的“浪费”以及野生动物资源分配不公。可以借鉴环境法领域较为成熟的排污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利用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有效缓和资源利用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生态危机时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救赎

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在一种二元论的等级制度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被视为自然的主宰,自然则被视为无能动性的僵死客体,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存关系,造成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身体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和人与自然二分状态的关键,物质性身体关联着人与环境,身体状况与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环境作为能动者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状态。在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生态危机时代,人们已经不能通过艺术文本静观生态危机,而是被卷入其中,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验到生态变化。人们需要审美介入,关注日常生活体验中的生态要素,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建构人与环境的生态审美共同体。

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方法论的超越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希望通过以人“不在场”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其哲学方法论上体现为“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确立的初衷是为了把人从恶化的生态环境中拯救出来,最终却陷入为了拯救人而又消灭人的逻辑悖论。然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化自然”的必要性,又确立“自然人化”的实践性,为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敬畏生命”的困境提供了科学指导。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一个价值论命题

面对生态危机,我们该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文章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价值论命题,且只有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个价值论命题,才能对生态危机的成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国内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主要流派。从两者的争论入手 ,比较和分析两种理论的异同 ,进而阐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两条路径。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浅谈何君华动物小说集《最后的鱼王》中的价值标准的更迭

《最后的鱼王》是何君华的中短篇作品集,其五个篇章多以写实型动物叙事为主,在强调动物特有的物种本性的同时,加以移情、拟人化甚至是类人化的艺术加工,因地制宜,塑造出极具个性和本土特色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深入人心,带着各自的情感密码,读者在解密和破译的过程中,如灵魂附体般迷失了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是故事中的某个形象,随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从而产生合二为一的身份认同感。作者把“我”个人长成的历程,甚至是更为博大的家国情怀放到人和动物及生态关系体系中进行观照,人和动物互为镜像,美丑善恶不辨自清,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作者一步步揭示了人与动物相处的真谛。

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机制的构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到“道家生态伦理思想”

当今世界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话语几乎都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析框架中展开。通过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进行剖析,并对“内在价值”概念进行分析,比较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并分析两者的局限性,指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对前两者的超越及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提出应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两山论”及其实践相结合以形成转型性话语,并据此提出了一种“红绿交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机制。最后探讨了挖掘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路径,指出只有将其融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体系内,才能激发前者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潜力与活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论阐释——基于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重大理论探索,需要回答它的历史定位和理论基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三形态”展示了一个“生命逻辑到货币逻辑及其复归”的总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值人类自我全面异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物的依赖”时期,在价值设定上表现出一种对“资本逻辑”的自觉反抗。但它并不是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形态”,更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仅用“世界历史”与“人的解放”的必然性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难以完全回应这一理论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主体性思想则能有效地从“横向”的历史剖面来论证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建构何以必要和可能。基于价值论的“主体层次”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现实的“人类”这一主体层次并以“命运”为纽带而结成的最高价值主体,而并非以抽象的“类”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只有通过唯物史观和价值论思想的双重考察才能合理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定位、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一项伟大实践活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矢量上同向同行,逻辑一致。通过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双重批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合理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示了积极构建的可行原则、示范方案,并将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向“第三阶段”迈进。

数字化生存的人文价值与后人类中心主义

数字化生存已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将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将人类经验存封,影响了现代人类的自我认同建构,对人进行数字技术控制。为此,我们应当从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建立与数字化生存的合理关系。

价值重估:从狭义价值到系统价值——走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探索

为促进价值本质的深入研究,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在本体提问方式上由"价值是什么"转换成"价值何以可能"。由此观之,价值不仅因相互作用而产生,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而且最终体现为相互作用,因而相互作用是价值的创生本质,应超越狭义价值论,构建广义价值论。面对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我们应自觉从宇宙价值或系统价值出发来思考和解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存在的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向度与客观向度

目前,一些学者在从价值向度上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蕴含中,始终遮蔽着另一个含义截然不同的客观向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与区分价值向度和客观向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既有利于澄清许多理论上的无谓争论,梳理出一些理论迷失的原因;亦有助于挖掘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克服危机的有效途径。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及其启示价值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范式的质疑、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形态,虽然其学术理论观点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不断质疑甚至苛刻质询,但其在生态世界观的诞生,整体思维观的运作,经济价值观的转向,绿色科技观的生成,生产方式观的转换,文化自然观的整合等层面的重要的学术启示价值仍不容小觑。系统深入地挖掘其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内在价值”观的质疑与辨析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问题 ,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从所谓自然万物都有其平等的存在权利的观点出发 ,认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应从过去的纯粹“经济的视角”转变为“伦理的视角” ,尊重并承认自然界的多方面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但承认自然具有价值 ;同时认为 ,价值是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 ,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价值主体。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然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价值以新的涵义 :自然不再是处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物质运动形式 ,它还是人类生存于其中且永远不能离开的客观环境 ;自然物不再只是人类物质活动的材料对象 ,它还是人类周围有机环境的组成部分。

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

历史走到21世纪,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空前巨大的成就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空前严重的危机令人困惑地纠缠在一起。而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尖锐化。如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两种基本看法——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只有实现二者的价值整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留下一个适合于后代居住的地球。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诘问及反思

21世纪是一个“环境的世纪”,人类面临着如何摆脱现实困境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转变的问题。向一种新的价值观过渡,迫切需要认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和误区。从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及传统的价值理论,指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论在学理层面上是不充足的,在实践层面上是有害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为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软价值的观点。

人类中心主义:一个不可超越的价值命题

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看,"人类中心主义"是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本能的实践态度,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固有的一种价值趋向,是从哲学价值论的层面断言人类是自己所建构起来的那个应然的价值世界的中心,人类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主体地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非科学形态的价值现,必须重新加以扬弃和解构;批判地继承其合理成分,建构科学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驱动力还是正当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将人类中心主义解读为立足于人类的贪欲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但是考察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思想家们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人类的福祉,而非人类的贪欲。在生态危机的产生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作为内在的驱动力,而是作为现代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利用自然的正当性证明来发挥作用的。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形成生态危机的驱动力,遮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作用。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为生态人文主义,有利于避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式理解和反生态式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