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

努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碳经济发展双目标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可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助于碳排放绩效改善,其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技术水平以及污染密集度的行业中存在差异性;能源利用效率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全球价值链地位作用于碳排放绩效的主要路径,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对碳排放绩效改善的正向作用。我国制造业应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深化链条间行业的上下游合作,推动制造业内部的能源技术溢出效应转换,对不同行业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适时监督,规制行业的短视行为。

国内贸易网络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市场可达性的中介效应

现代经济生产与分工日渐网络化,促使国内贸易网络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逐步凸显。文章基于2012—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和中国海关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贸易网络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网络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可达性在国内贸易网络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在市场可达性较高地区,国内贸易网络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贸易网络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影响在高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质量产品企业中更显著。据此,文章提出跨区域拓展与延伸国内贸易网络、制定差异化扶持策略、借助于现有交通网络深化市场可达性等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助力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价值链迭代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热点。而现有的研究未能凸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相关研究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聚焦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影响下价值链迭代更替的演化问题。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技术运用影响核心范畴包括平台升级、企业决策能力和行业环境。第二,数据价值链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价值链条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所研究企业在原有价值链基础上数字化转型衍生出数据价值链,数据价值链再反作用于其他价值链,从而改变最初价值链的地位。本研究发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价值链地位迭代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铁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比较研究——基于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数据的视角分析

评价中国高铁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指标是高铁最具核心技术水平的关键设备及零部件。文章依据2013—2022年9类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的数据,测度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了中国与另外17个高铁强国的优势和劣势,并评估了与共建“一带一路”11个国家的合作。得出结论:中国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长较快,但由于其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其他高铁强国相比处于相对弱势;总体上看,中国高铁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要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可行的方略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高铁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技术跳跃和新的地位跃升,增加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的出口份额,进而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由“高铁大国”向“高铁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

外资进入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攀升?

外资进入作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资本溢出效应,深刻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选取中国2005—2021年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借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验证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倒“U”型影响关系,即伴随外资进入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且该结果在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会随外资进入程度提高而降低,金融发展水平中等及较高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则因外资进入程度提高而攀升。据此,应完善外资市场准入环境、加速优化外资利用结构并制定配套金融支持政策。

双循环发展格局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探讨“双循环”格局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既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广度和深度的需求。通过构建双循环主要评价指标,利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析双循环格局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内循环刺激低技术制造业提升质量,从而倒逼传统低技术制造业进行自我转型和技术升级;外循环水平对制造业及各细分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均起到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坚持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贸易网络、市场可达性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文章立足微观层面企业贸易网络,在分析贸易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基础上,利用上市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贸易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在通过控制内生性、改变测度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可达性是贸易网络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影响渠道。此外,贸易网络对东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效应较大;市场可达性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最优金融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采用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链升级并推动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以及不同金融结构下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和降低贸易成本是其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考察金融结构在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过程中发挥的效应,发现市场型主导的金融结构更加适配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发展。

金融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国制造业发展能力反映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高低上。本文基于金融开放的视角,研究如何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选取2007—2021年52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整体上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对这种促进作用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不显著。

自贸港背景下跨境电商企业出口价值链地位测算分析与提升路径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跨境电商逐渐成为我国进出口的一个重要通道,因而我国跨境电商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许多跨境电商企业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然而大多数跨境电商企业出口仍以低端产品为主,技术水平不足,导致其所处价值链地位偏低。基于此,本文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出口价值链地位的评价标准,对跨境电商企业出口价值链地位进行测算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提升路径,旨在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提升出口价值链地位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现上升趋势。相比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处在劣势水平,但具有更大发展空间。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最快,表明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增长迅猛,标志着我国跨境出口商品由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向高附加值的质量型转变,因而出口价值链地位显著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制造业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在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主要分工模式的背景下,开展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而言具有十分现实且重要的作用。为探讨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明确一国技术吸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的效应,文章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自主创新和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借助2018版TIVA数据库,测算了从2005年到2015年这11年间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而构建了行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面板Tobit等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制造业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对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自主创新是拉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主要引擎;而外国专利申请引致的技术溢出和外商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阻碍作用,是造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因素。但外国专利申请引致的技术溢出和外商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均可以经过制造业的消化吸收后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制造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是促进外国技术溢出推动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但这一关键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部分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间接效应估计结果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国技术溢出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导致的。进一步,文章在间接效应分析、异质性检验和面板工具变量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再次明确在中外技术差距较大、中国人力资本质量较低、不同技术行业发展侧重点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制造业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的特征。显然,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制造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目的】厘清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作用机制,为木材企业通过产业集聚提升GVC地位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表征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构建产业集聚对DVAR作用的理论框架,基于15406家中国木材企业样本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集聚通过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对DVAR的影响。【结果】(1)总体上,木材产业集聚显著提升DVAR,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DVAR提升0.0023个单位。(2)具体到木材产业各行业,产业集聚对DVAR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人造板制造业DVAR显著提升0.0141个单位;产业集聚对木材加工业、木制品制造业DVAR影响不显著;产业集聚使木质家具制造业DVAR降低0.0068个单位。(3)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看,相较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DVAR提升,不存在“倒U”形和“N”形的非线性关系,即企业生产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木材产业进一步集聚可提升DVAR。(4)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对D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成本加成率每提高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0660个单位;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每下降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1515个单位。同时,产业集聚与成本加成率、中间品相对价格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结论】产业集聚可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提升木材产业整体DVAR,但存在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需要合理引导木材产业集群的形成,优化木材产业布局;以技术创新和人才带动木材产业集聚发挥正向外溢效应;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木材企业逐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现通过本土产业集聚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发展之路。

统一要素市场、倒逼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地区创新活力,强化科技与经济深度对接,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港、澳、台、藏)的面板数据,多维度考察统一要素市场、倒逼式创新(包括引进创新、自主创新、模仿创新三种类型)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统一要素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中部地区最强,在西部地区次之,在东部地区最弱。统一要素市场可经由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模仿创新并非统一要素市场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有效途径。此外,统一要素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N形特征;在引进创新、模仿创新约束下,统一要素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在自主创新约束下,统一要素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特征,自主创新是促使统一要素市场发挥正向影响效应的长久机制。为有效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应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强化市场集聚和吸纳高端资源的聚合力;完善功能性产业建设,充分发挥统一要素市场调控能力;坚持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与合作优势。

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对贸易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深入探究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对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以2007—2018年全球6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通过影响一国的研发强度和创新效率对贸易结构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较发达国家更加明显。此外,从时间维度纵向探究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发现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深,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效果越好。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对201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理位置省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中部、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从政府、企业角度加大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安徽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与提升策略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了安徽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结果显示安徽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总体不断上升,但在长三角区域中排名最后。从要素密集度分类来看,安徽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略高于劳动密集型、远大于资本密集型,但均落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其中劳动密集型差距最大,技术密集型差距最小。进一步分析表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产业集群效应尚未凸显、开放水平不高是安徽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面临的主要瓶颈。提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培养高端创新人才、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顶层设计等对策建议。

数字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研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首先选取2005—2018年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制造业18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再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选取2005—2018年中国数字贸易规模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能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字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应通过建立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途径促进数字贸易和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产权制度与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地位的灰色关联分析——来自34个经济体跨境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34个经济体的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地位,利用2008-2020年国际产权联盟(IPRA)公布的国际产权指数(IPRI)及其细分指标,对各经济体的产权制度及分类指标与其服务外包产业的价值链地位进行灰色综合关联分析。结果显示,产权制度与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地位的联系十分紧密,且发达经济体中两者的平均灰色综合关联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进一步分解产权指数的指标发现,中国的法治、政治稳定和财产登记与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地位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更高,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贷款便利性的关联度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该研究首次从完善产权制度的视角为新常态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

中国农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考察

价值链“低端锁定”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甚大。探讨中国农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OECD-TiVA的附加值贸易数据中2005—2018年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农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指标,通过OLS模型考察中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力资本、制度质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显著,研发资本、国际分工结构、开放程度和汇率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