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视域下“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及对策

“大数据杀熟”是指网络平台通过收集用户信息,借助AI、大数据等技术进行算法分析,精准定位消费者特征,进行差价销售的现象。“大数据杀熟”是破坏市场公平的行为,在《反垄断法》视角下,“大数据杀熟”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差别待遇,严重破坏市场秩序,需用法律手段予以规制。本文旨在分析“大数据杀熟”的法律性质,讨论当前法律规制所面临的困境及相应对策。

反垄断法中价格歧视行为的法律规制反思

价格歧视行为影响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的价格歧视行为概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周延性,不便于操作,需要从"条件相同"、"交易条件"和"正当理由"等几个方面对价格歧视行为予以更为明确、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通过增加价格歧视经营者的刑事责任,进一步强化价格歧视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和增强私力救济,进而逐步实现对价格歧视的科学规制。

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协议规制原则的选择——由强生案引发的思考

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一类纵向垄断协议,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在实践中,此类纵向价格限制的条款多存在于各类经销合同之中;近年来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一些经销商不得不实施降价策略以提高自己的销售率,于是围绕着转售价格的矛盾经销商与授权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显现。

反垄断法视野中的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滥用现象日益普遍,传统规制权利滥用的私法方式已明显不足,特别是随着知识产权滥用导致越来越多的垄断现象出现时,将反垄断法引入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体系之中,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知识产权滥用传统规制方式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对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提出了关于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明确的问题。

数字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甄别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借由算法实施的垄断协议可以被称之为数字垄断协议。算法除了发挥“信使”作用成为传递竞争信息的辅助工具以达成“算法辅助型”数字垄断协议,深度学习算法还可能代替经营者达成“深度学习型”数字垄断协议。算法在充当“信使”角色时,仍然能被认定为我国《反垄断法》既有框架中的横向垄断协议,仅在“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这一垄断协议构成要件的证明上面临技术障碍,需要引入技术专家及信息技术进行监测。算法在起到“中心”作用时,应当结合《反垄断法》对数字时代的回应及《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配套修订的契机,细化帮助达成垄断协议者的规制规则,并弱化“意思联络”这一垄断协议构成要件。对于“深度学习型”数字垄断协议,则需要通过对相关规定进行再造以拓宽反垄断法默示共谋理论的适用空间。

行政垄断法律规制渠道的复位——一个反垄断法误区的澄清

本文从反垄断法的产生历史出发 ,揭示了其规制对象的特定性 ,指出行政垄断应由行政法而非反垄断法进行规制。但目前的行政法规制渠道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极为不畅 ,从而无法胜任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这便在客观上造成了竞争法规制手段的介入。但竞争法的规制在本质上是一种错位规制 ,它必将造成一系列不利后果 ,因此应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渠道进行复位 。

论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

算法共谋属于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但是基于算法和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在运用反垄断法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时存在诸多困境。在违法性认定层面存在主观意图难以界定、协议行为难以认定和损害后果难以评估等困难;在责任追究层面存在主体难以明确、责任分配困难的问题;在反垄断监管层面存在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规制算法共谋,需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充分利用间接证据,综合评估损害后果,明确责任的承担主体及分配原则,合理定位算法透明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美国反垄断法对独家交易协议的规制

美国反垄断法视野中的独家交易协议主要是指制造商要求购买人不得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协议。独家交易协议有多种表现形态,对其所采用的规制原则不断变化发展,现在主要采用合理规则。在认定独家交易协议是否违法时,法院主要考虑其对竞争本身的影响及对社会利益的影响。对违法的独家交易协议所追究的法律责任与一般的限制竞争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相同。

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反垄断法律规制

各国反垄断法一般把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经营者集中确定为反垄断法律制度三大支柱。我国的公用企业长期具有市场经营与行业管理相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们是供水、供气、供电以及承担铁路、航空、邮电和电话业务的民事主体，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另一方面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上，又处于行业管理、经营一体化的地位，具有行政主体的性质。

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之法律障碍破解——中国《反垄断法》第55条之体系解释

无论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间是否存在天然的冲突,两法都可能发生冲突。该冲突应依法益衡量原则予以解决。为使法律适用者避免在个案中逐次审查法益衡量原则下抽象的正义观念,需将此实质性原则转译成法教义学上可掌握的法条及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下简称《反垄断法》）中第八章＂附则＂第55条对两法间的协调予以一般性规定,构成了协调两法冲突之外部体系的核心。

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最惠待遇协议的法理分析

最惠待遇协议因可能对竞争产生重大影响而成为了反垄断法的关注热点。本文在界定"最惠待遇协议"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可能促进竞争和抑制竞争的双重效果,通过借鉴美国和欧盟两个法域运用反垄断法对最惠待遇协议进行规制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应以"合理原则"为基础对其进行规制的总体思路,并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就规制最惠待遇协议的具体分析框架和相关配套制度提出了建议及改进意见。

论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已经生效,但在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上却只寥寥数字,操作性极差。因此,该文以反垄断法为视角,着重探讨不断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滥用法律规制体系,更好的维护我国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

对我国价格卡特尔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反思

价格卡特尔作为与市场竞争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已出现在许多行业中,它是对竞争危害最大的卡特尔,它严重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一直是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为此我国新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中对价格卡特尔进行了重点规制,虽然较之以前的规制价格卡特尔的立法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过于抽象和简单,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反垄断法视野下国际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的形式日趋多样化,国际并购即是这股资本流动浪潮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我国应在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借鉴欧盟、美国关于国际反垄断规制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关于国际并购行为规制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加强《反垄断法》在规制国际并购行为中的可操作性,实现国际并购行为的积极效应,促使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略论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定,指出其存在比如法律条文较少,内容过于单薄,缺乏对纵向垄断协议作明确界定和分类等问题,并提出我国垄断协议的规制应当坚持以市场竞争机制和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走逐步前进的路子;应当在反垄断实践中积累执法经验,逐步扩大规制范围等建议。

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也产生垄断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文章从外资并购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我国在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股权分置背景下对企业并购的法律规制——兼论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按照能否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被区分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这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问证券市场产生过程中形成的特殊问题，一直影响证券市场的规范运行．从2004年开始股权分制改革，出现了企业并购的问题。

论我国行业竞争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完善

行政权力"异化"催生的行政垄断,将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此,我国的《反垄断法》于2010年"千呼万唤始出来"。该法的出台对规制市场垄断行为有所作用,但其无法满足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从透彻分析各种法律制度与基础领域行政垄断规制的内在联系入手,探索构建完善稳定的行业竞争反垄断法律体系。在贯彻公平竞争的原则下,通过对各相关部门法律制度的完善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打破现有基础领域的垄断格局,全面有效的遏制行业行政垄断行为。

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浅析反垄断法草案对知识产权的规定

2l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将日益增强,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知识产权的滥用现象也将凸现。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使就应当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反垄断法就是规制这种权力滥用的一把利剑。